邵雍与《周易》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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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清朝的很多书籍中可以看到邵雍这个名字，在清朝的乾隆年间，有大量的邵雍的著作问世，在他许多著作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大量引用和借鉴了《周易》中的思想，对周易预测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

在经部易类，邵伯温《易学辨惑》介绍了邵雍之学的源流，朱震的《汉上易传卦图》列出了邵雍的《先天图》（称《伏羲八卦图》），《易学启蒙》引用邵雍的《先天图》（更名作《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又引用邵雍《观物外篇》语录多达27条，《周易本义》卷首列出了《先天图》。此后于经部易类的134部著作中有55部都引用邵雍的《先天图》或语录。

如果把“存目”之书和后来《续修四库全书》统计在内，引用邵雍《先天图》和语录的易类著作则超过百部。在经部五经总义类，有杨甲《六经图》六卷，卷一列《先天图》及诸多衍图。

在史部，宋代胡宏的《皇王大纪》于尧后则采用《皇极经世》纪年，元代察罕的《帝王纪年纂要》亦采用《皇极经世》纪年，明代陈继儒则著《邵康节外纪》。宋代王称《东都事略》、清代孙奇逢《中州人物考》及万斯同《儒林宗派》，则有邵雍传记或言行事迹。在子部儒家类，宋代黄震《黄氏日钞》记邵雍言行，宋代熊节编《性理群书句解》卷一有“康节传道支派图”与“康节先生遗象赞”，卷十列《先天图》及《皇极经世》书；明代张九韶撰《理学类编》，八卷皆引用邵雍语录；明胡广奉敕撰《性理大全书》七十卷，中有邵雍《皇极经世》七卷，朱熹《易学启蒙》四卷；清康熙《御纂性理精义》，卷三《皇极经世书》，卷四至卷六《易学启蒙》。在子部术数类，录有邵雍《皇极经世书》十二卷、张行成《皇极经世索隐》二卷、《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易通变》四十卷、祝泌《观物篇解五卷》、《皇极经世起数诀》一卷、王植《皇极经世书解》十四卷。王湜《易学》、鲍宁《天原发微·各类图》、张理《易象图说》皆列有《先天图》或其衍图。存目书尚有宋代钟过撰《皇极经世书类要》九卷、不著撰人名氏《皇极经世节要》、明代朱隐老撰《皇极经世书说》十八卷、

黄畿撰《皇极经世书传》八卷、杨向春撰《皇极经世心易发微》八卷、清代徐文靖撰《皇极经世考》三卷、不著撰人名氏《邵子加一倍法》一卷、元代吴正撰《皇极大定动数得一论》一卷、不著撰人名氏《皇极数》三卷、不著撰人名氏《皇极生成鬼经数》一卷、题宋邵子撰《康节内秘影》一卷。在子部杂家类，宋代王应麟撰《困学纪闻》和明末顾炎武《日知录》均记邵雍言行；清代王懋竑《白田杂著》议论邵雍之学。在子部类书类，宋代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采邵雍河图洛书说；祝穆《古今事文类聚》采录邵雍多首诗文；明代顾起元《说略》于“时序”叙《皇极经世》元会运世为章蔀纪元四法；章潢《图书编》采《先天图》及诸多衍图。在子部道家类，有俞琰《易外别传》，以邵子《先天图》阐明丹家之旨。在集部别集类，录有邵雍《击壤集》二十卷。南宋魏了翁《鹤山集》有“先天图亭亭当当，愈玩愈有意味”、“吾乡观物先生张行成文饶颇得易数之详”等议论；明代张宇初《岘泉集》卷一有“先天图论”；杨慎《升庵集》卷四十一列“希夷易图”（《先天图》）；归有光《震川集》卷一“易图论”论及《先天图》。

有趣的是，四库馆臣一面说邵雍之学是“洵粹然儒者之言”，一面却将《皇极经世书》列入子部术数类。而在经部易经类的《御纂周易折中》里却有大量的《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语录，甚至《皇极经世》的主要内容也出现在《御纂性理精义》中。就一幅《先天图》来说，

经部里有，子部里有，集部里还有。儒家类里有，术数类里有，道家类里还有。邵雍《皇极经世》中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的甲子纪年表，则出现在史部里。可见，邵雍的学问贯穿于整个《四库全书》。把《皇极经世书》归入子部术数类，只是四库馆臣有见于后来张行成、祝泌、黄畿、王植为元会运世配卦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已。

邵雍是一位怎样的人物？为什么程颢会说他是“振古豪杰”？邵雍的学问究竟是一门什么学问？为什么程颢会说是“内圣外王之道”？为什么会贯穿于整个《四库全书》？

邵雍，字尧夫。北宋真宗大中祥符4年（公元1011年）12月25日（辛亥年辛丑月甲子日甲戌辰）生于范阳（今河北涿州大邵村）。幼年随父邵古迁衡漳（今河南林县康节村），又迁共城（今河南辉县），37岁时移居洛阳。

邵雍祖上姬姓，出于召公世系，为周文王后代。他自幼胸怀大志，一心致力于科举进取之学。居共城时，其母李氏过世，他便筑庐于苏门山，布衣蔬食守丧三年。当时李挺之为共城县令，听说邵雍好学，便亲自造访其庐。邵雍遂拜其为师，从学义理之学、性命之学与物理之学。数年之后，邵雍学有所成，但从不到处张扬，所以了解他的人却很少。时有新乡人王豫同邵雍论学，他自恃自己的学问足可让邵雍师事之，谁知议论过后却深为邵雍的学识所折服，于是便虔诚地拜邵雍为师。邵雍移居洛阳之后，所悟先天之学进一步完善，又收张岷为弟子，传授《先天图》及先天之学。邵雍40岁时娶王允修之妹为妻，后二年得子伯温。51岁时（嘉佑6年），丞相富弼曾让邵雍出来作官，甚至说“如不欲仕，亦可奉致一闲名目”

，均被他婉言谢绝了。嘉佑7年，王宣徽就洛阳天宫寺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珂的旧宅基地，建屋三十间，请邵雍居住，富弼又给他买一花园。熙宁初，朝廷实行买官田新法，邵雍的天津之居园划为官田，司马光等二十余家又集资为他买下。邵雍命其园居为“安乐窝”。这时神宗下诏要天下举士，吕公著、吴充、祖龙图等人推荐邵雍，朝廷连着发下三道诏书，让邵雍除秘书省校书郎、颍川团练推官。邵雍再三推辞不得已而受官，可是他又称疾不肯赴职。邵雍57岁时，父亲邵古（伊川丈人）去世。邵雍与程颢在伊川神阴原（今伊川县伊水西紫荆山下）“不尽用葬书，亦不信阴阳拘忌之说”选择了一块墓地予以安葬。又过两年，邵雍的同父异母弟弟邵睦猝死于东篱之下。他与弟睦手足情深，咏诗数首以表思念之情。邵雍在洛阳闲居近30年。冬夏则闭门读书，春秋两季出游。每出游必着道装乘小车。

城中的士大夫听到车声，均倒屣出门相迎，儿童和仆人也高兴地尊奉他。久之，在洛阳城里有“行窝十二家”。他乐天知命，常以诗言志，以园林景色、醇酒茗茶自娱平生。他虽言“此身甘老在樵渔”、“身为无事人”，然而他却是在一心效法圣人，观物得理，究天人之际，要为后人留下一门大学问。他尝有这样的诗句：“只恐身闲心未闲”、“若蕴奇才必奇用，不然须负一生闲”。可见他是具有远大抱负的人。

邵雍虽然不支持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但是也不公开反对。“自从新法行，常苦樽无酒”、“怀觞限新法，何故便能倾”、“侯门深处还知否，百万流民在露头”等诗句，反映了他对待新法的态度。门生故旧中的当官者，有的为反对新法要投劾而去，他劝说这些人：“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

二程兄弟与邵雍同巷里居住近三十年，世间事无所不论。程颢尝说：“邵尧夫于物理上尽说得，亦大段泄露他天机。”又说：“尧夫之学，先从理上推意，言象数，言天下之理。”以“内圣外王之道”评论邵雍之学，以“振古之豪杰”评论邵雍其人。

熙宁10年（公元1077年）3月，邵雍有病卧床百余日而不能起。至7月4日病危，5日凌晨去世，享年67。遗嘱命治丧之事从简一如其父，从伊川先茔。邵雍病中，司马光前来探视。邵雍对他说：“某病势不起，且试与观化一巡也。”司马光宽慰他：“尧夫不应至此。”邵雍说：“死生亦常事耳。”当时正值张载从关中来，他给邵雍诊脉后说：“先生脉息不亏，自当勿药。”又要给邵雍推命吉凶，说：“先生信命乎？载试为先生推之。”邵雍回答：“世俗所谓之命，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之矣。”张载说：“既曰天命，则无可言者。”邵雍《闲行吟》一诗曰：“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叠叠非。列子御风徒有待，夸夫逐日岂无疲。劳多未有收功处，踏尽人间闲路歧。”可见他是一个不信世俗之命也不搞卜筮稽疑那一套智数的人。程颐前来探病，诙谐地说：“先生至此，他人无以致力，愿先生自主张。”邵雍说：“平生学道固至此矣，然亦无主张。”程颐还是跟他戏谑，邵雍也开玩笑地说：“正叔可谓生姜树头生，必是树头生也。”这时邵雍的声息已很微弱，就举起两手做手势，程颐不明白，问：“从此与先生诀矣，更有可以见告者乎？”邵雍说：“面前路径常领宽，路径窄则无著身处，况能使人行也！”邵雍病重之中犹有“以命听于天，于心何所失”、“唯将以命听于天，此外谁能闲计较”、“死生都一致，利害漫相寻。汤剂功非浅，膏肓疾已深。然而犹灼艾，用慰友朋心”等诗句，足见他对待生死的乐天态度。

邵雍去世后，邵伯温请程颢为其父作墓志铭。程颢月下渡步于庭，思索良久对程颐说：“颢已得尧夫墓志矣。尧夫之学可谓安且成。”遂于《墓志》中有“先生之学为有传也，语成德者，昔难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论之，可谓安且成矣”之语。哲宗元佑中，赐谥“康节”。欧阳修之子欧阳棐作《谥议》：“雍少笃学，有大志，久而后知道德之归。且以为学者之患，在于好恶，恶先成于心，而挟其私智以求于道，则弊于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于四方万里之远，天地阴阳屈伸消长之变，无所折衷于圣人。虽深于象数，先见默识未尝以自名也。其学纯一不杂，居之而安，行之能成，平夷浑大不见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谥法，温良好乐曰康，能固所守曰节，谥曰康节先生。”崇宁初，从祀孔子文庙，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称“先儒邵子”。

程颢、张岷、欧阳棐皆评价邵雍之学“纯一不杂”，则是言其不杂以“智数”。托克托《宋史》将邵雍列入“道学传”，李贽《藏书》将邵雍列入“德业儒臣传”，则表明邵雍是有宋道学（理学）的大家。邵雍亦自说：“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又说：“物理之学既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则有我，有我则天地而入于术矣。”又说：“为学养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诚，则无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当以直求之。若用智数以迳求之，是屈天地而循人欲也。不矣难乎！”托克托对此也有评论：一些人“因雍之前知”就说邵雍能从一切物体的声音、气色、动作方面推其吉凶之变，于是就摘取人世间那些已经发生的事，说邵雍都有言在先了。其实是“雍盖未必然也”。对于邵雍的“遇事能前知”，程颐的分析是：“其心虚明，自能知之。”

邵雍与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他的著述及其所反映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易学哲学史及宋明理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邵雍弟子张岷述邵雍《行状》曰：“先生治《易》、《诗》、《春秋》之学，穷意言象数之蕴。明皇帝王霸之道，著书十万余言，研极精思三十年。观天地之消长，推日月之盈缩，考阴阳之度数，察刚柔之形体，故经之以元，纪之以会，始之以运，终之以世。又断自唐虞，迄于五代，本诸天道，质以人事，兴废治乱，靡所不载。”又曰：“所著《皇极经世》、《观物篇》、《渔樵问对》、《击壤集》传于世。”

关于邵雍的著作，除《皇极经世》、《观物篇》、《击壤集》和《渔樵问对》外，据程颐和朱熹讲，还有《无名公传》。另外，还有邵伯温据邵雍讲学语录整理而成的《观物外篇》。两宋间人王湜《易学》曰：“康节先生遗书，或得于家之草稿，或得于外之传闻。草稿则必欲删而未及，传闻则有讹谬而不实。”又于“皇极经世节要序”中说：“康节先生衍《易》作《经》，曰《皇极经世》。其书浩大，凡十二册，积千三百余板。以元经会二策，以会经运二策，以运经世二策，声音律吕两相唱和四册，准《系辞》而作者二册。”其实，王湜所见十二卷本的《皇极经世书》，已是邵伯温于邵雍去世后将《皇极经世》与《观物篇》合在一起，又加入其祖父邵古的声音律吕之学与张岷听邵雍讲学时所作的笔录（定名为《观物外篇》）厘订而成。一至六卷为元、会、运、世，七至十卷为律吕声音，十一卷为“观物内篇”，十二卷为“观物外篇”。对此，清王植于《皇极经世书解·例言》中已有说明。

今见《道藏》太玄部所载《皇极经世》十二卷，为明初刊本。分全书为五十四篇，一至三十四为元会运世，三十五至四十为律吕声音，四十一至五十二为“观物内篇”，五十三至五十四为“观物外篇”。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将《皇极经世书》收入子部术数类，为十四卷本。分全书为六十四篇，“观物篇”六十二（一至三十四为元会运世，三十五至五十为律吕声音，五十一至六十二为“观物内篇”文字），加“观物外篇上”及“观物外篇下”二篇。二书所差异者，则在于对律吕声音的分篇不同，一分为六篇，一分为十六篇。南宋祝泌著《观物篇解》时，即有六十四篇，明初修《性理大全》亦为六十四篇。

邵伯温《皇极系述》解“皇极经世”书名曰：至大之谓皇，致中之谓极，至正之谓经，至变之谓世。王植则曰：“皇极”字始于《洪范》“建用皇极”。皇极者，君极，极至也，德之至也。《周礼》以为民极，《诗》“莫非尔极”是也。注疏旧说以大中释之，如惟皇作极，以为惟大作中，时人斯其惟皇之极，以为惟大之中，于理可得而通乎？然邵子先天之学，道在三皇帝，故言皇帝王伯，而曰“帝一变至于皇”。其《无名公传》云“羲轩之书未尝去手”，则皇极非但君极之谓，而以三皇之君极为义。“经世”即元、会、运、世三篇。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元、会、运皆世之积，故以经世括之。

对于《皇极经世》的内容介绍，邵伯温曰：《皇极经世》书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则总元会运世之数，《易》所谓天地之数也。三之四以会经运，列世数与岁甲子，下纪帝尧至于五代历年表，以见天下离合治乱之迹，以天时而验人事者也。五之六以运经世，列世数与岁甲子，下纪自帝尧至于五代书传所载兴废治乱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验天时者也。自七至十，则以阴阳刚柔之数穷律吕声音之数，以律吕声音之数穷动植飞走之数，《易》所谓万物之数也。其十一之十二，则论《皇极经世》之所以成书，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伯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篇”。

历来研究邵雍之学者不乏其人，也有许多解释与发挥《皇极经世》的著作。北宋靖康之耻前邵伯温举家迁往蜀地，蜀中便有牛无邪、杜可大、廖应淮、张行成等研究发挥邵雍之学。牛无邪著《易钤宝局》为元会运世配卦，张行成则著《皇极经世索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和《易通变》，即为元会运世重新配卦又起“经世蓍法”。两宋间免解进士王湜著《易学》，概略介绍《皇极经世》。其后至清，涉及《皇极经世》的主要著作有：蔡元定《皇极经世纂图指要》，祝泌《观物篇解》、《皇极经世起数诀》，邵嗣尧《易图合说》，黄畿《皇极经世书传》，王植《皇极经世书解》。

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将邵伯温整理的《皇极经世书》收入子部术数类，提要中说：

历代皆重其书，且其自述大旨亦不专于象数。如云“天下之事，始过于重，犹卒于轻，始过于厚，犹卒于薄”，又云“学以人事为大”，又云“治生于乱，乱生于治，圣人贵未然之防，是谓《易》之大纲”，又云“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类皆立义正大，垂训深切。是《经世》一书，虽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洵粹然儒者之言，固非谶纬术数家所可同年而语也。

南宋的理学大家朱熹表彰发挥邵雍理学，使其先天之学成为宋代理学的重要内容，就是因为邵雍之学是“洵粹然儒者之言”。今天，邵雍理学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主要内容。邵雍的理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皇极经世》一书中，所以我们要了解邵雍的哲学思想就必须首先通读《皇极经世》一书。

我们读《皇极经世》一书，要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明确《皇极经世》是一部什么书？邵雍《伊川击壤集》有《书皇极经世后》一诗，曰：

朴散人道立，法始乎羲皇。岁月易迁革，书传难考详。二帝启禅让，三王正纪纲。五伯仗形胜，七国争强梁。两汉骧龙风，三分走虎狼。西晋擅风流，君凶来北荒。东晋事清芬，传馨宋齐梁。逮陈不足算，江表成悲伤。后魏乘晋弊，扫除几小康。迁洛未甚久，旋闻东西将。北齐举爝火，后周驰星光。隋能一统之，驾福于臣唐。五代如传舍，天下徒扰攘。不有真主出，何由奠中央？一万里区宇，四千年兴亡。五百主肇立，七十国开疆。或混同六合，或控制一方。或创业先后，或垂祚短长。或奋于将坠，或夺于已昌。或灾兴无妄，或福会不祥。或患生藩屏，或难起萧墙。或病由唇齿，或疾亟膏肓。谈笑萌事端，酒食开战场。情欲之一发，利害之相戕。剧力恣吞噬，无涯罹祸殃。山川才表里，丘垄又荒凉。荆棘除难尽，芝兰种未芳。龙蛇走平地，玉石碎崑岗。善设称周孔，能齐是老庄。奈何言已病，安得意都忘。

又《安乐窝中一部书》诗曰：

安乐窝中一部书，号云皇极意如何？春秋礼乐能遗则，父子君臣可废乎？浩浩羲轩开辟后，巍巍尧舜协和初。炎炎汤武干戈外，汹汹桓文弓剑余。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铺舒。几千百主出规制，数亿万年成楷模。治久便忧强跋扈，患深仍念恶驱除。才堪命世有时有，智可济时无世无。既往尽归闲指点，未来须俟别支梧。不知造化谁为主，生得许多奇丈夫。

又《皇极经世一元吟》诗曰：

天地如盖轸，覆载何高极。日月如磨蚁，往来无休息。上下之岁年，其数难窥测。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识。一十有二万，九千余六百。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治乱与废兴，著见于方策。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

我们从这几首诗中即可大体得知，邵雍原本的《皇极经世》的确是一部“本诸天道，质于人事”的书。

至于为元、会、运、世配卦之用，祝泌于《观物篇解》中说：“夫《皇极》用卦之法出于方外丹经火候之遗意。其歌曰：用卦不用卦，须向卦中作。及其用卦时，用卦还是错。”又说：“卦同而祸福无一年可同者，主运与主世之卦不同也。是则开物之后闭物之前九万七千二百年中无一年之可同，宜皇帝王伯之迹无一事可合。”

《道藏》本与《四库全书》本对元会运世及律吕声音均不配卦。配卦之举则始于蜀中的牛无邪等人。其后南宋张行成著《易通变》，祝泌著《观物篇解》、黄畿著《皇极经世书传》、王植著《皇极经世书解》等，又各有不同配卦。将一元十二会三百六十运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万九千六百年配以十二辟卦而成《经世一元消长之数图》，则是邵伯温为之。十二卦之七十二爻配129600年，一卦当10800年，一爻当1800年，用来附会人事说历朝历代的因革变化，是根本没有意义的。朱熹曾说：“《皇极经世》是推步之书，经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会，绷定时节，却就中推吉凶消长。尧时正是乾卦九五。”（《文公易说》卷十九）这是以《经世一元消长之数图》来评价《皇极经世》的错误见解。实则以十二辟卦推之，尧、舜、禹皆当乾卦上九，根本不是“飞龙在天”，而皆是“亢龙有悔”。其实，真正为元、会、运、世配卦，并不象朱熹说得那么简单。

其次，要明确《皇极经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我们从邵雍的诗中也可以知道，他是把历朝历代的人事总括于《皇极经世》一书之中，以元、会、运、世作时间的计量单位。在他看来，自太极浑沌一气到天地开辟再到地毁天灭再到浑沌一气的周期是129600年。每个周期都有开物至闭物的循环。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就是三张历史年表，只是时间有长短不同与所记人事有详略不同而已。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记载始于周威烈王23年不同的是，他所记载的历史是从唐尧肇位开始的。“律吕声音”内容是邵雍父亲邵古的学问，在邵雍的诗中并没有涉及什么律吕声音，《观物外篇》是来自张岷等人的听学笔录，《观物篇》（邵伯温更名为《观物内篇》）则是对以元会运世纪事的文字说明，即有元会运世的内容，也有“皇王帝伯大铺舒”的内容。所以，邵雍的《皇极经世》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以元会运世下纪人事的三张历史年表。他试图通过这样的记载让人们相信，上下三千年间的治乱兴衰与因革变化，似乎同天时之间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是着重于如四季变化的天道，这是他“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皇极经世》“以运经世”中所推夏、商、周年表，较之今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更为详尽，是我们今后进一步完善《夏商周年表》的重要参考资料。

先天之学是邵雍构建《皇极经世》一书的阴阳消长循环模式，主要反映在《观物外篇》之中。

第三，要明确什么是邵雍的“先天之学”？今天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而那时邵雍却说“天圆地方”。同样，“天地开辟”的周期也不太可能是129600年。如果人们要了解历史，会有好多史书可看，大可不必要看用甲子纪年的“以运经世”。邵雍《皇极经世》一书对我们有用的，只是要从中了解他的哲学思想。所以，明确邵雍如何用先天之学的模式构建《皇极经世》历史年表，了解他辩证思维的方法论，则是我们今天研究的主要内容。

“先天之学”是邵雍移居洛阳之后逐渐发展并完善起来的。在《击壤集》中有不少描述“先天之学”的诗。“体在天地后，用起天地先”、“乾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看天根。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万物道为枢，其来类自殊”、“若问先天一无，后天方要著功夫”、“须识天人理，方知造化权”、“道不远于人，乾坤只在身”、“何者谓之几，天根理极微”、“人心先天天弗违，人身后天奉天时”、“天学修心，人学修身”、“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起处，万物未生时”、“自从会得环中意，胸中闲气一点无”等诗句中都蕴涵着“先天之学”。而且这些诗大都是邵雍60岁之后所作。“先天之学”是邵雍写完《皇极经世》之后而完善的。　

邵雍的主要著作是《皇极经世》与《伊川击壤集》。我们研究他的先天之学，也应研读《伊川击壤集》中一些反映先天之学思想的诗。至于《梅花易数》一书，明季本于《易学四同别录》中已断定为后人托“康节先生”之名而作，并说该书出于元末。其他如《渔樵问对》、《无名公传》等是否为邵雍所作，尚存有争议。好在邵雍的理学思想主要映在《皇极经世》、《击壤集》和《观物外篇》之中，我们把这些书读通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