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源头探寻

admin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向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被世所称道。中国的《易》为各种大道的本源，但是应为历史的原因在周易的形式上出现不同意的问题。经过研究 这问题的原因有三：其一，对《周易》的解读为什么出现了历史上的“两派”、“六宗”，而进入现代更是歧解纷出，那么，《周易》到底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其二，对《周易》的解读为什么出现了历史上的“两派”、“六宗”，而进入现代更是歧解纷出，那么，《周易》到底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其三，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表明，《周易》为儒家的群经之首，为道家的“三玄”之一，儒家谓以群经之首是因孔子阐定《周易》。孔子对《周易》所下功夫尤深，因为其“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帛书要》）甚而“韦编三绝”。那么，经孔子修纂的《周易》为什么发生了上述两个问题？问题出在那里？是在孔子身上还是在后儒身上？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然而，中国思想史表明，对孔子所开创的儒学思想的认识，却成为中国文化中始终不得其解的重大问题。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上下五千年，孔子中逢二千五百年之春秋，孔子对其之前的二千五百年文化，“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只整理出六本典籍，其它均删而不取，给我们留下了六经原典，那么，按照孔子修典的思想理路，在他其后的二千五百年，我们又应删掉多少没有价值的文献，又能整理出几本有价值的典籍呢？

问题使我们以下述的逻辑理路进行反思：既然孔子对其之前的二千五百年文献只整理出“六经”，那么，在孔子之后的二千五百年，又形成了浩如烟海的“典籍”，这些后儒“尊孔读经”之所以为，在数量上虽然使“六经”难能与其等量而语，但在思想理路上能否与孔子阐定的“六经”一以贯之？虽然标称为儒学，能否在思想理路上与孔子儒学等而论之？如果不能，其中所表明的问题是什么呢？孔子为什么只整理出六本书，而其之后为什么却出现了浩如烟海的儒经典籍？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问题最多的又是那一本，在对上述问题作出反思并在逻辑上一以贯之后，我们将发现，所谓“易道广大”正是问题的起点。问题表明，《周易》经孔子的序传解经之后，虽然成为群经之首，但由于后儒不理解解孔子的易学之道，后世的《周易》研究则形成了蔚然大观的学理分殊之流派，因为蔚然大观而称其易道广大者，这决不是易学之道。《易》学分殊，迷于统绪无宗。宗者，易学之道也。不知《易》学之道究竟是怎样的思想原理，必然不知《周易》之究竟，也就必然形成了后世“两派六宗”的《易》学思想理路，之所以如此，弗能一以贯之《周易》的思想原理，是其根本原因。

孔子之所以认为“吾道一以贯之”，是因在其思想理路中，由于是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上把握了中国文化之道，因此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自信，即使在遭遇厄境、甚至在十分危险的困境中也能从容不迫，泰然自若：“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把自己的安危关乎到“天丧斯文”者，中国文化史中仅此一见。那么，孔子有什么理由能这样自信呢？其高足颜渊所叹，表明了这一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那么，孔子之“未丧斯文”又是什么呢？是孔子所把握的中国文化的一贯之道。

《史记·孔子世家》载：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颂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上述表明，在“陈、蔡大夫”“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的恶劣形势下，而“孔子讲颂弦歌不衰。”弟子们见此，对孔子已有不满情绪，此时，孔子问子贡：我的修为能够这样，是多学广闻而达到的吗？子贡回答说：是的，难道不是这样么？孔子说：不对，并不是多学广闻所能达到的，而是由“道”的“一以贯之”所致。什么是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孔子在下面与子贡的对话中表明了这一点：

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　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 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史记·孔子世家》）

显然，孔子志在中国文化之道而“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从而形成了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而不能为容”，则是孔子之道不能行的原因。

上论不但是孔子对其“一以贯之”之“道”的说明，而且表明其理其情是在危及“生命”的情势下所发，由此可见孔子对其“一以贯之”思想体系的自信。在这种情势下能与弟子们论及“一以贯之”之道，一方面表明了孔子的思想理路，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弟子们对孔子“一以贯之”思想体系理解上的困难。

所以，正是对这个“一以贯之”的孔子之道，其亲传弟子已经难解，而后世由难而误，在历史的进路中异化了孔子“纲而纪之，统而理之”的中国文化，失落了孔子的“性与天道”之学。所以，儒学的正本清源，必然步出孔子只有“仁义之术”而无“性与天道”的历史性误区，理解孔子“纲而纪之，统而理之”的中国文化之道。因《周易》是“纲而纪之，统而理之”的思想形式之一，所以，我们有理由在孔子阐定的《周易》中寻求“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当然，这些原理不但应该与中国文化之道统一，而且应“一以贯之”八卦的立卦之理；八卦相重之理；六十四卦之《易》理；卦序与《易》道的统一、《经》与《传》的统一。显然，当然，这些问题造成了中国文化道路不统一，特别是易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孔子为什么在他的续传中为周易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