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河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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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辞·上>里说：“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这就是说，圣人是则“神物”，效“变化”，象“吉凶”，则“图书”而创造出了《蒯易》，《剧易》里有效法天地自然中的四种物象。“神物”指的是蓍草茎杆，它与把用于占h的龟甲称作神龟一样，所以把它看成是神物，只不过是因为生长的年代长，历久知远，故可用于h 6U算后。《剧易》的原始算法确实足用蓍茎作为算筹，这就是所谓的则“神物”。“天地变化”主要指的足宇宙的阴阳消长、四季更代之类的运动，从而引起大地上的物候变化等。《刷易》也确实足用卦爻的运动作了模拟。“天垂象，见吉凶。”指的是自然变化呈现的某些现象，对人产生影响，预示出吉凶祸福。《削易》也确实用卦爻变化呈现出的卦爻象作了模拟，来显示吉凶。这些都可以证明《系辞》所言不虚。那么圣人“则图书”就是一句十分可信可靠的话，不应当怀疑。根据“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的说法，河图、洛书也是圣人据以模拟的一象。这一象说不清，至少是对《周易》的说解残缺了四分之一。
"河图洛书”足实有其物，并非虚妄。此外，《易纬·乾凿度》除了讲河图洛书，还讲太乙下行九宫。郑玄注《易》也论及九宫五行，孔安国、刘歆都有类似的说法。可证明汉代以前，河图洛书、阴阳五行、八卦九宫是易学传统，并非宋人杜撰出来。只不过是历来有说无图，宋人突然把图公诸于世，令人产生怀疑这个图究竟是前人所传，还是宋人的创造，没有实据不容易说清，但从传下的图式看，图还是合乎传统讲法，即使是宋人的杜撰，也杜撰得比较合理。据朱震<汉上易传》所载，第一个把河图洛书的图式公诸于世的是北宋的刘牧。按朱震的讲法是“刘牧传于范谔昌，谔昌传于许坚，坚传于李溉，溉传于种放，放传于希夷”。陈抟（希夷）从哪里传来没有再往下讲。依据太极图的传承，大概要上推到魏伯阳，再上推到河上公。黄宗炎<图学辨惑》说：“太极图者，始于河上公，传自陈图南。”道教中人确实爱搞点神秘化，但也确有一些口传心授的秘笈真学，不可一概视为虚妄。
    从宋朝欧阳修开始，人们对河图洛书的真伪问题就提出质疑，以后愈演愈烈。起初还争论刘牧所传河图洛书的真伪，后来就发展到连河图洛书本身也成为“虚妄”而“不足信”了。尤其是清朝的胡渭，他在《易图明辨>里，大有把河图洛书辨没有了才肯罢休的气势，这就有些太过分了。河图洛书在我国的历史文献里有明确记载，到我们手里如果把它考证地没有了，那恐怕对上下都不好交待，又有谁会相信我们的考证呢？我们还是清醒地看一看这场河洛之争吧。
  河洛之争，实质上是我国儒道两家思想之争的反映。思想之争实质上足以什么样的思想作为统治理论的利害之争。在我国虽然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但百家思想的理论基础都来源于《剧易》，他们不过是针对不同的社会现实从《周易》里分出一部分相关的思想，把它推论到十分重要的地步罢了。这些思想作为解决针对一时存在的社会问题是必要的，但不能作为根本。要说能独立成为一种哲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的还是儒家和道家两种。因为这两种理论体系都是国产的，所以任何一个统治者都面临着从中选择一种作为统治思想的问题。儒家的体系倾向于入世，作为统治思想较为合适；道家的体系倾向于出世，不大适合作为统治思想。这是我国独尊儒术几千年的根本原因。然而，道家也有一个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几千年来它不断威胁着儒家的独尊地位。即使是在汉朝确定了独尊儒术的政治背景下，在统治者中仍然还有不少人独好老庄就是明证。这就迫使儒家的卫道者不得不对道家思想时时投以警惕的日光。尤其是每当外族入主中原儒术面临重大威胁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在这里举一个例子看看。清朝的焦循在他的《易通释·叙日)中说：“惜乎汉魏诸儒，不能推其所闻，以详发圣人之蕴，各持其见，苗莠杂糅，坐令老庄异端之流出而争之矣。”而河图、洛书正好是从道家手中传出。这就让人非常不愿接受了。清朝胡渭在他的《易图辨，论学易正宗》里说：“魏正始中，何晏、工弼等好老庄书，祖尚虚无，以六经为圣人之糟粕，天下士大夫慕效成风，迄江左而未艾。故范甯谓王何之罪，深于桀纣……独为先天学者，欲尽废剧孔之言，而专从羲皇心地上寻求，是其罪更浮于工何矣！儒者不之辟而反助其狂澜，以为三圣人之易，非即伏羲之易，耶！亭林（顾炎武）梨洲（黄宗羲）之论，大有造于易学，故殿之篇术，以告天下之习非而不悟者。”卫儒辟道之意，溢于言表。然而带着这样一种先入之见，还怎么会客观地分析问题呢？全书不足要证明孰真孰假，而是要为自己的先入之见搜寻证据罢了。我们也只好是者存之，非者去之，不得不重新作出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