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川入滇 洞經音樂在雲南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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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經音樂從四川產生以後，便在元朝皇帝的大力扶持下逐漸向川外傳播。《清史稿•卷84》載：“文昌帝君。明成化間，因元祠重建，在京師地安門外，久圯。嘉慶五年，潼江寇平。初，寇窺梓潼，望見祠山旗幟，卻退。至是御書'化成耆定'額，用彰異績。發中帑重新祠宇，明年夏告成。仁宗躬謁九拜，詔稱：‘帝君主持文運，崇聖辟邪，海內尊奉；與關聖同，允宜列入祀典。'禮官遂定議。歲春祭以二月初誕日，秋祭，仲秋諏吉。將事，遣大臣往。前殿供正神，後殿則祀其先世。祀典如關帝。咸豐六年躋中祀，禮臣請崇殿階，拓規制，遣王承祭。後殿乙太常長官親詣，二跪六拜。樂六奏，文舞八佾，允行。直省文昌廟有司以時饗祀。無祀廟者，設位公所，畢，徹位隨祝帛送燎。”這段記載充分表明：第一，北京已在元代便有了文昌宮。第二，清代仍將文昌祭祀列入國家祀典。第三，祭祀必用音樂。
　　雲南則是洞經音樂興旺發達的沃土。然而它從何時何地傳入?民間傳說與文獻記載出入較大，但大體上有明初、明中、明末和清代傳入幾種說法。傳入的地點有四川、北京、南京和江西幾種。從材料而言還是以四川為多。例如《華坪縣文史資料•第二輯》說：“洞經音樂於明永樂七年(1409)由四川梓潼縣傳入大理”。《南澗縣文史資料•第一輯》亦言：“是明永樂七年由四川梓潼傳入大理，再由大理傳到雲南各地”。《通海縣資料》也說是“從梓潼傳入的”。《大理洞經音樂•序言》稱：“明嘉靖十三年(1534)大理、下關曾派人到梓潼習演大洞仙經，並帶回仙經各兩部。”四種說法時間雖有差距，但都明確肯定是從梓潼傳入的。

洞經音樂是道教音樂，元代後傳入雲南

　　明人李元陽所編撰的《雲南通志》記載了明初雲南各州縣文昌宮的情況。文昌宮是洞經會活動的大本營，洞經音樂便在這裡演奏。書載：“昆明文昌宮在西門外”。“楚雄梓潼廟在城西仁福門外”。“武定文昌祠在舊府治內”。“鶴慶文昌祠在府治南太玄宮內”。“永勝梓潼廟在州治南”。“保山文昌祠在城西太和山麓，弘治間副使林浚建。歲春秋上丁後四日祭。騰越州亦有祠”。“鳳慶文昌祠在府治東北三里，嘉靖間土官知府猛寅建。”可見，文昌宮早在嘉靖以前便已普遍存在。
　　民國學者由雲龍所編的《姚安縣誌•卷55》載：“滇省經會各縣皆有。姚邑自明季即立社崇奉文昌，歌諷洞經，皇經等，以祈昇平。間亦設壇，宣講聖諭，化導愚蒙，歿道家之支流也。但信仰者多係士人，故每屆舉行，均禮樂雍容，古代禮樂得籍以保存於不墜焉”。
　　清代則是洞經音樂在雲南大普及、大發展、大繁榮、大融合的鼎盛時期。全省120多個縣凡人口較多的大村鎮，都有數量不等的洞經樂隊定期活動。而且組織健全，活動都已規範化，制度化和經常化了。並已隨著馬幫的行蹤，逐漸傳到緬甸、越南。明末清初因社會動蕩，滇西楚雄、大理、保山、騰衝的人遷入緬甸密支那和曼德勒經商。滇南的蒙自、個舊、石屏、建水的人跑到越南，洞經音樂流入異幫，在華人中生根開花。滇人離鄉背井，每逢佳節之際，便展開經書，操起樂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