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最值得反思的问题,就是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激进化与极化(radicalization and polarization)。从历史上看,这是转型时代(1895-1925)以来各种因素辐辏交会的业果,虽无必然之理,却有一定之势。二十世纪大半时间的革命浪潮造就了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当下思考无法回避的政制基点。儒家讲“国之所立,必有与焉”,有一个探讨“国本”的问题意识。我们可以追溯到中华民国,追溯到清帝逊位,来挖掘现代中国立国之道的渊源。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本问题,也值得深思。单纯从价值理念上说,其中当然蕴涵了令人向往的道德理想与救世抱负。而从实践成果来看,与此理念差距颇大的代价教训也是无法回避否认的。当前虽然是改革议程做主导,然而复杂的政治现实与未来的政治展望都在在提醒我们:文革集中爆发的左翼激进主义顽症还需要充分清理,其能量可能尚未耗尽,在未来共和国的命运中难保不会有不同形式的发作和回潮,从而侵蚀破坏我们的共和宪政理想。另外,还应该看到,晚近三十多年的社会转型,其实是在上述顽症没有得到充分反思清理的基础上发生的,有识之士把从革命到改革的这个过程比喻为“急转弯”,颇为形象。我们政治文化生态中的左翼激进主义幽灵始终徘徊未去,许多跃进运动、斗争政治的实践方式还不断显现其深远影响。而在精神文明层次,这三十多年催生出来的物质主义、庸俗主义和混乱堕落,也可以说是废墟上的舞蹈,是原有信仰世界瓦解之后未能改造更化的结果。这三十多年的发展导向下,原先已被激化浪潮摧毁的文明根基未得到呵护修复,对于世道人心、伦理风俗的政教问题始终不能正视培护,这是我们在经历急转弯后陷于文明败坏状态的重要根源。近期的社会状况目睹了文明底线的不断被突破,精英群体的腐化堕落与民众的粗鄙空虚,这也导致宏毅致远的道德—政治主体迟迟未立,政治转型的机运也自然难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