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锋】文明自觉与道统意识：自由主义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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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任锋，男，西历一九七七年生，晋地介休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今天我们思考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所处的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利益与价值的分化竞争，而这种分化有其产生的特定政制结构与文明状态。在此语境中，自由主义遭到了各种质疑和挑战，比如借着反对普世价值、普世主义来攻击之，进而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为各种保守、激进或者混搭的方案提供背书。对此，中国的自由主义应当正视自身的理论发展问题（这并不意味着轻视实践问题），以一种丰富壮大自我的方式把中国特殊论的质疑消解和转化，克服教条心智而实现中国语境中的在地化，积极参与到现代中国的转型事业中去。所以我强调自由主义发展的中国语境和中国性。这牵涉到自由主义如何面对现实和历史背后的传统，即所谓社会主义共和传统与儒家代表的古典传统。


　　自由不解东风面？


　　首先是历史意义上的时代自觉。从法政视角来看，如何对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改革语境推动宪政民主的实现，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时代重任。我们需要应对这一政体构造中文革狂飙代表的左翼激进主义顽症，还要应对与之伴生的普遍文明状态之失序和堕落。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最值得反思的问题，就是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激进化与极化（radicalization and polarization）。从历史上看，这是转型时代（1895-1925）以来各种因素辐辏交会的业果，虽无必然之理，却有一定之势。二十世纪大半时间的革命浪潮造就了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当下思考无法回避的政制基点。儒家讲“国之所立，必有与焉”，有一个探讨“国本”的问题意识。我们可以追溯到中华民国，追溯到清帝逊位，来挖掘现代中国立国之道的渊源。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本问题，也值得深思。单纯从价值理念上说，其中当然蕴涵了令人向往的道德理想与救世抱负。而从实践成果来看，与此理念差距颇大的代价教训也是无法回避否认的。当前虽然是改革议程做主导，然而复杂的政治现实与未来的政治展望都在在提醒我们：文革集中爆发的左翼激进主义顽症还需要充分清理，其能量可能尚未耗尽，在未来共和国的命运中难保不会有不同形式的发作和回潮，从而侵蚀破坏我们的共和宪政理想。另外，还应该看到，晚近三十多年的社会转型，其实是在上述顽症没有得到充分反思清理的基础上发生的，有识之士把从革命到改革的这个过程比喻为“急转弯”，颇为形象。我们政治文化生态中的左翼激进主义幽灵始终徘徊未去，许多跃进运动、斗争政治的实践方式还不断显现其深远影响。而在精神文明层次，这三十多年催生出来的物质主义、庸俗主义和混乱堕落，也可以说是废墟上的舞蹈，是原有信仰世界瓦解之后未能改造更化的结果。这三十多年的发展导向下，原先已被激化浪潮摧毁的文明根基未得到呵护修复，对于世道人心、伦理风俗的政教问题始终不能正视培护，这是我们在经历急转弯后陷于文明败坏状态的重要根源。近期的社会状况目睹了文明底线的不断被突破，精英群体的腐化堕落与民众的粗鄙空虚，这也导致宏毅致远的道德—政治主体迟迟未立，政治转型的机运也自然难以形成。


　　单独依靠中国自由主义目前的力量，很难克解应对政制病灶与文明败坏这双重难题。反观中国自由主义在此冲击下的处境，可以说是不绝如缕、异常艰难。而无论是文化的、市场的、还是政治的自由主义，自九十年代中后期浮出水面后，仍然积累十分有限。


　　对此困局，不由得使人嗟叹，“自由不解东风面，囊中锥钝怨何人！” 因为历史地看，中国的主流自由主义实际上是激进主义浪潮的连生体和孪生儿。二者的发展可以说是，前世今生渊源颇深。在理论上，二者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就分享着众多的前提预设和逻辑机理，在现实中更是难分彼此。激进的自由主义主导了这个思想谱系。比如“一二·九”一代，怀着五四的民主爱国理想进一步投身共产主义，到晚年经历浩劫又痛定思痛、回归青年期理想。可以说经历了人生和精神思想的重重炼狱。然而，客观地说，并未能突破左翼激进主义的根穴，仍然透过批判“封建专制”反思毛主义，完全用政治化儒学来理解历史，与传统难以真正地和解。这是很吊诡的情理组合。


　　那么我们依靠什么来实现对这种纠结的破解？我认为，自由主义需要实现与中国文明传统的和解与会通。在可为之地，文明败坏的问题更为急迫根本。必须先恢复国人的基本文明生态，重整人伦礼俗、世道人心这些最深层的社会规则构造，然后辅以自由主义的修葺陶冶，回归公私义利仁礼之道，才能进一步应对政制病灶的问题，从而实现宪政转型。


　　这里提出的面向传统的回归，是指一种基于文明根源意识的回复保守，好比宋明儒家倡导的“回向三代”，并非是要实现复古主义的生活，而是通过回向经典来为当前的改革提供导引和选择。面对祖宗之法的政治现实，要有三代之法、前朝之法的批判导引资源，一个政治体的规模格致才会宏远开阔。真正的保守主义，当然不等同于传统主义和复古主义，也不是局缩于现状格局中的因循维持，而是在贞定文明基体之上的稳健开新。这需要招故国之精魂，续先贤之遗志，张春秋之大义。举例来说，对于文革政治等历史问题，随着各种材料文献的涌现，围绕政治人物的争论今后会越来越大。怎么来理解来评价？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从左翼传统自身比如说新民主主义来定位的，或者直接用现代自由主义的信条批评的。评论的格局，或者狭隘，或者外在。我认为，一个更为根本和具备远见的评价视野，乃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政治文明传统，比如秉笔直言的史官传统、天下归心的王道理念、不偏不党的中和精神。只有借助这种传统视野，自由主义对时政法病的批判才会更有力道，更具有说服力。这两个评价视野并不必然冲突，而是可以协调并存，融会合体。文革浩劫对于政治、精神、社会等领域的戕害，正是对于传统文明之自由演生的斩断根绝，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也很大部分地是中国传统机理的元气恢复，自由主义者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并善于结合会通。


　　因此，自由主义要有文明自觉，要有重整和接引历史叙事传统的担当。真正使我们珍惜的价值成为现实生命中的灵魂，进入现实语境中成为人们的深层意识，和历史的国族的记忆融合起来，进一步成为行为和制度变迁的动力。可以说，自由主义需要欧阳修，能够修撰现代中国的《新五代史》和《新唐书》。也需要自己的赵树理，能够深入民俗民情讲述现代道理。


　　道统意识和宪制会话


　　自由主义的中国化，需要与儒家代表的文明传统会通，借用陈寅恪先生对新儒学融会佛老的评价，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的“一大事因缘”。只有拥有了对于中华文明儒家愿景的宏远了解，特别是近千年来中国人秩序扩展的不懈努力，我们才能意识到国人对于自由、宪政、共和的追求具备何其深厚的精神血脉。


　　儒家是构成中华文明主干的首要资源。更准确地说，儒家是一个长期延续的复杂文明传统。而自由主义只是西方现代文明中的重要一枝，当其移植到欧美之外时，还往往蜕变为一种带有教条色彩的意识形态。儒家文明经过数千年的积累演进，已深深地浸透在中华民族的政教风俗、经济制度与文化意识之中。这个传统对于华夏文明历史进行了悠久的见证、说明和解释，形成了参与规范引导的丰富资源，而且不断更新，成为散播大地吹而又生的文明精神语言。比较起来，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外来言说，要打破自身的边缘化、陌生化处境，必须尊重这一传统，接引这一传统，而非试图颠覆取代之。二十世纪的惨痛教训应该使我们具备这样的反思自觉。


　　进一步，我认为自由主义者应该分有并推进中华文明的道统意识。自由主义需要道统意识吗？关于这一点，我觉得资中筠先生近来对知识分子重建道统担当的呼吁，很值得重视。资先生透过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深切反思，领悟到重建道统实际上关系到当前政制结构下如何树立独立精神、为抗议精神开拓空间的大关节。这个呼吁在李慎之先生等人的反思基础上又迈进了一步，将自由主义主题深化到了文明传统精神之赓续上来了。


　　儒家从韩愈那里接受启示并充分发展起来的道统概念，指示出了对于一种文明政教传统的认同与担当。这个传统以三代为典范，历经圣贤大儒的接承往续，形成了儒家的文明理想标识。一方面，在儒家内部，不同语境脉络下的体悟理解和实践产生了内在的多样诠释，丰富并推进其生生不已；另一面，面对现实政治（“治统”之势），它发挥了一种引导建设和批判的规范性力量，维系着文明的道义伦常，推进其扩展增长。由于其根本的经世指向，儒家道统观更具有一种公共文教的性质，经由礼俗礼法的政教转换机制而呈现出对于各族群、信仰、职业和阶层的包容涵摄功能。既保有对于道德权威和共同体统合性的承诺，也能够容纳内生的相对自主和多元性，从而对政治权力发挥规制作用。对此，自由主义需要结合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揭示出其中的秩序构成及内涵奥妙。我相信，其秩序精神与自由主义之间存有相当广阔的接榫空间。中国源生的宪制传统、共和传统对于我们接引西来的constitutionalism、republicanism完全可以发挥转化和提升的积极作用。


　　关于道统意识与自由精神，狄百瑞在《中国的自由传统》中尝引古典学家莫莱（Gilbert Murray）的话予以佐证，“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近代的政治态度，也是一种贯通古今的人道传统。这种传统是那种有闲而且在某些方面是特权阶层人物所创造的成果，这些人物努力于把他们自己的权利拓展到更广大的范围，其目的在于追求思想及论辩的自由，也同样追求个体良知的自由运作与公共福祉的提升”。宋明儒标示出来的孔子“为己之学”，自是代表了一种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成为推动道统意识发展的内在动力。


　　准此，中国的自由主义应当接续这一伟大悠久的中华道统，与儒家一起将其进一步提升为未来国族的公共资源，由此为理想共同体的秩序与自由、政治与文教、认同与愿景开掘出更为丰富的文明资源。千年以降的道统叙事，应当被视作一个尚未完成的文明秩序规划，经由诸多思想资源之间的广结善缘，而导向一个伟大壮美的现代中国与天下世界。


　　我们由此应当展开一种开放的宪制会话。道统意识在当前的中国转型事业中，应当指向事关秩序重建根本的宪制架构思考。对于未来政治共同体的政教关系、政体制度、国族治理秩序和认同，理论界的各种立场之间应当进行开放的对话沟通与良性综合。


　　这个会话应当在儒家与自由主义之间展开，儒家不能固步自封，虚骄保守，开放吸收自由主义的积极启示，面对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全球化等议题进一步充实提升自己，并为自由主义的发展提供本土文明的视界，最终丰富人类整体的文明。另一面，儒家和自由主义在各自内部又何尝不是如此？儒学既要保持文明的博大广袤视野，同时又要正视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化，对此趋势避免自我设限和教条化。而自由主义也需面临左翼、保守与中道之间的竞争共存，同样需要避免意识形态争论的偏执教条。这种开放式宪制会话的根本宗旨，究其实是为了中国的政治成熟，为了事关人类整体命运的大国福祉。斤斤于一家一派的论述，只能是局限于为了儒家的政治或为了自由主义的政治。批评儒家的儒家与批评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一样珍贵，都是走向政治成熟所需要的心智精神。  


　　除了道统意识和宪制会话，自由主义者在秩序伦理认同上也应当回归儒家的士君子传统。我们应当从中华文明的机制逻辑上理解士君子的核心作用，把握其推进文明精神、绾合国家与社会、引导社会阶层流动、确立稳固社群认同的多面角色。自由主义者需要反省外在游离的边缘人意识与知识分子意识，反省一味以批判、启蒙或解构为道德支点的秩序意向。赓续经史传统、自在于民俗民情之中，志于道而游于艺，养成君子人格，进而赢得尊严获得认可，这是自由主义者进入秩序扩展、实现自治治人的法门。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者实现自我，成就社群，也方能使自己的道义理想落到实处。面临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分化，一种注重文明认同和道德身份的士君子人格，方才有望将阶级阶层的怨恨戾气驯服转化，方才有望弥合各种特殊偏党的社会张力，实现士民群体的和而不同、生机流转。这既是儒家君子的新生，也是现代公民之达道。缘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岂能不弘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