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周易卜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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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孔子眼中的卜筮”,可以扼要地用“重德轻筮”四字来形容。对于孔子这方面的观点,现存的文献专门讨论到的并不多,反而在出土的帛书《要》篇就非常鲜明。如果将这些材料和文献的记载有机地结合起来 ,有助了解孔子和《易》学的关系,尤其孔子眼中的“卜筮”在《易》学所处的地位。

    一、由子贡的疑惑说起

    帛书《要》篇记载子贡质疑孔子何以晚而好《易》时说: 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 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蔡(察),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子贡的提问,主要针对孔子晚年时,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在“神灵之趋,卜筮之蔡”方面。子贡把德行、知谋与神灵、卜筮对立起来,对《易》学充满歧视。子贡对卜筮的心态,说得具象些,有似《史记・日者列传》载宋忠、贾谊鄙夷司马季主般,斥为卑污贱简;只有像《庄子・人间世》所描绘的支离疏一类的人才适合干这种工作,不该是孔子他老人家所当为。反映在孔子与子贡之间,在认识《易经》的观点价值上呈现很大的分歧,究竟孔子晚而好《易》,所好的是甚么?对于“卜筮”,又抱持怎样的态度?正是拙文探索的目标所在。

    在子贡心目中, 易经》只是一部卜筮之书,局限于卜筮的价值。从广义上说, 卜筮”成了《易经》的代名,他将《易经》这种“卜筮”的功能,和老师“它日”注重个人德行修养、识力的判断的教育方针,放置于积不相能地步,于是《易经》的价值便相应低下。子贡这种价值判断,实来自孔子向来对待祭祀、卜筮均采取较轻视的缘故;这和孔子回答子贡上述问题时所指: 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前后一致。也和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在疾病时子路请祷,他婉言以却是一贯的。所谓“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何以到了晚年,才反过来花费这么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去研究《易经》?少不免予人前后矛盾的感觉。假如现在所做是对的话,过去的便全是错误;要是过去的是正确,那么如今所做的便变得毫无意义。子贡是孔门言语科的高足,①他的能言善辩,确实令孔子处于两难的地步。倘若对孔子的“卜筮”态度欠全面深入的了解的话,恐怕你也会觉得孔子的响应未足以解子贡之惑。本文尝试以“孔子重德轻筮”的前提,通过以下分析,替孔子答辩。

    二、易经》不仅为一部卜筮之书,卜筮只是

    《易》学一环,但卜筮的传统价值不容或忽

    这里所谈的卜筮,实则指筮。卜与筮不同,卜是灼龟,筮指揲蓍;卜筮结成一词,指揲蓍,这是对文则异,散文则通的惯例。《周易》及孔子以前,揲蓍、龟卜并用,之后,则专指揲蓍。

    在今日大多数人看来,卜筮是一种迷信的行为,如果你现在依然事事先取决于卜筮而

    ①《论语・先进》子曰:从我游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蹇、冉伯牛。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贡。

    25 后行事,最好不要让人知道,否则难免被人嗤笑。不过, 卜筮”在古代确曾存有一定的意义,卜筮的传统价值亦不容忽视。据扬雄《太玄经・玄莹》: 古者不　不虞,慢(易也)其思虑,匪筮匪卜,吉凶交渎,于是圣人乃作蓍龟。”远古蒙昧时期,时人不识不知,无思无欲,当时圣人,于是创制卜筮,作为生活指导思想。此《汉志》所谓“蓍龟圣人所用, 书》曰‘女则有大疑,谋及卜筮’”,与后世智能大开、知识丰富的进步社会大有不同。降及春秋时代,《易经》这种功能仍未完全消失,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陈侯遇《观》之《否》”,又僖公二十五年载“晋侯遇《大有》之《睽》”,当时人在“将有为也,将有行也”之前,每借“观变玩占”来明其所求(俞琰《周易集说・系辞上第二章》,)  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 礼记・祭义》),进行卜筮成为当时的一种生活习尚、谦敬及慎重其事的表现,荀子所谓“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求也,以文之也”《天论》。《左传》记录其过程称之为(    )

“遇”。时人又于平日“观象玩辞”之中,充积学能,复于议事论证的时候,援《易》作为谈助。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史墨论述“龙”之卓有其物,引《周易》云“在《乾》之《　》”、其《同人》”、其《大有》”、其《　》”……,展示龙的潜、见、飞、亢等情状,以见其言之不虚。最令人讶异的,是宣公十二年晋楚　之战,左传》载晋彘子妄顾己曲师老,擅自带兵渡河击楚,知庄子荀首(    )觇知“师殆”,以为大谬不然,用《周易》在《师》之《临》”出师以律,否臧,凶”为证,卒之不幸而言中。《左传》指明出处,申言曰“在”。推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两国交锋,兹事体大,未战而先自挫其锐,可谓“堕军实而长寇仇”,如果没有充分理据,恐怕性命也难保。所谓“谋事必就祖,发政占古语”,或者是此风的遗留。卜筮活动不单流行于一般匹夫匹妇的生活之中,也疯魔了上层贵族与知识分子在内,可见卜筮在当时乃有一定的认受性和发展空间。从相反的角度说,古人用《易》亦非局限于卜筮,因此, 史记》、汉书》、后汉书》的作者,在处理同类问题时,在情、理之间,都没有把问题对立看待,而在中间落墨,并没有草率的用“迷信”两字,把复杂问题简单处理。可见《易经》虽属卜筮之书,但“卜筮”并不等于一部《易经》的本然全体。子贡轻视卜筮,于是把《易经》也一并丢掉,这是师徒之间意见圆凿方枘,    不入之处。

    孔子在《系辞》中说:《易》有圣人之道者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把卜筮列为圣人之道之一,还有“可与酬酢,可与佑神”,与及“知变化之道”等功能。“可与酬酢”,犹夫子赞《诗》可与群”。遇到宗族戚友有疑难待决之事,求助于己,可为之决疑,指点迷津,敦笃情好,故云“可与酬酢”,与老子所讲的“仁人者送人以言”是同一妙用。汉世严君平卖卜于成都,即教人子以孝,教人臣以忠,各因势导之以善。《系辞》上传的第九章即专讲此法。帛书《周易》虽然不见有揲蓍成卦之法,据今人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一文指出, 根据目前掌握的较可靠的材料看,占筮的时代,至少可以上推到商代武丁时期”,即使和传统旧说筮法创始于伏羲的说法仍有距离,有待日后继续研究,但仍须肯定筮法的一定历史价值。

    历来研究《周易》的人,不离于数、理、象三途。数,就是指“大衍之数五十”的“大衍筮卦术”,即是“揲蓍”。《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陈侯使筮之”,杜预《注》:

“蓍曰筮。”又僖公十五年: 龟,象也。筮,数也。”都指揲蓍求卦方法。

《说卦传》言: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作《易》的圣

人就是伏羲,这是历史常识,那么“揲蓍”之法,早在伏羲时代已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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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又《系辞上》第九章说: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是指“揲蓍”一分、一挂、二　而成一变的过程。三变成一爻,每卦六爻,故谓“十有八变而成卦。”要认真地成卦、起卦,通过由揲蓍筮法得出的六、七、八、九的“四象”不能苟且;准确地定出该卦六爻之孰为老少阴阳,变与不变, 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熟谙别蓍布卦的筮法,大大的关系到掌握“卦象”内涵的严谨性和科学性,这是学《易》的人不可或忽。帛书《要》篇说:《尚书》多於矣,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於”字训“阙”,谓《尚书》多所残阙不全,不及《周易》的完备。《尚书》的阙文,犹之《春秋》的不日、阙文之类,或由史之详略,或出遗失, 虽孔子亦末之何”。面对同样问题,扬雄却认为不会在《周易》发生,正系于《易》学中的筮数功能。《法言・问神篇》说: 或曰:《易》损其一也,虽　知阙焉;至《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惜乎《书序》之不如《易》也。’曰: 彼数(所据切)也,可数(所矩切)焉故也。如《书序》,虽孔子亦末之何矣!’”伏羲画卦,初不立文字,学者大可不必先行精熟卦象,亦可通过揲蓍、阴阳推步,所得结果总的不会超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框框。举凡“参伍以变,错综其数”,以“成天地之文”、定天下之象”《系辞上》第十章(    ),“极数知来”《系辞上》第五章(    )、数往者顺,知来者逆”《说卦传》,都由数而得象,因象而(    )

说义,据义以定吉凶。“通其变(象变),遂成天地之文(卦爻辞);极其数(理也),遂定天下之象(吉凶仿真之象)”,站在教学的立场,孔子不能不在象、数、理三方面为学生“博学而详说之”;亦不会草率地“赞而不达于数”地“起卦”,抑或“数而不达于德”的去空言吉凶祸福。因为文王、周公作卦、爻辞,都是紧扣本卦本爻而来,用来移此说彼已经不可能(互见者除外,因互见者必互通),何况孤立象数,或者割裂象辞之间去空谈义理,所得结果,自然流于失实无据。《龟策列传》的作者说得好, 君子谓夫轻卜筮,无神明,悖;背人道,信祯祥者,鬼神不得其正”,强调要在卜筮与理性之间,顾及它的平衡发展,才算切理中情。范晔在《〈后汉书・方术传〉序》说: 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反映蓍筮的认受性仍然历久不替,故诋之不可深文。纪昀在《王弼〈周易注〉提要》也说: 使《易》不卜筮,周公必不列太卜;使《易》不明象,孔子必不作《象传》;使《易》不用数,孔子必不阐大衍之数。”要全面深入研究《易经》,就得兼顾数、理、象三途。老实说,学《易》层次的高下不在于文字的考证功夫;前贤所谓学问, 六经》、四书》躬行而有得于心之谓(清汤潜庵语)。否则经是经,我是我,一言而无所受用,始终不过是口头禅。但在世俗人眼中,更高的层面还是占验的准绳。比如汉代以来费氏、京房、东方朔,三国时的虞翻(虞氏有再世京房之誉),宋邵康节等,都是一时显学主流,举世瞩目。孔子自言“百占而七十当”,可见他也能斯道,只是不去哗众取宠,随俗浮沉而已。

    我必须指出的是,卜筮只是“圣道四者”的末事,正如荀子所说, 善为易者不占”; 易经》的性格在于扶阳抑阴,奖君子而戒小人,若不是正当的人,正当的事,尤不可妄用卜筮。故此,在孔子眼中,文辞和卜筮之间不无轻重分别,理由有三:

    1)孔子尚辞。上述《易经》四种功能中,孔子不同一般人只满足于卜筮一层,他较为重视“言辞”的部分。诚如顾炎武所说: 圣人之所以学《易》,不过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象数也。”顾氏此论,亦可从上引帛书《要》篇:《周易》…….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获得左证。《周易》远较《尚书》完备,其中保留的“古之遗言”,正是《易》的本体, 卜筮”只是用; 予非安其用也”,正清楚表明他的崇尚方向。所谓“古之遗言”,当无过于文王的卦辞与文王、周公合作的爻辞,但凡“各指其所之”、辨乎吉凶”、言者所尚”、鼓天下之

    27动”及“圣人之情”种种,为孔子“所乐而玩”、汲取知识养料的泉源,他曾经感叹地说: 无有师保,如临父母。”这必然是孔子学《易》有得,深切体会前圣垂训,反复叮咛,善诱无已的爱心,一如王褒所描绘的, 翩绵连以牢落兮,漂乍弃而为他;要复遮其蹊径兮,与讴谣乎相和。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泛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洞箫赋》,不期然地吐出发(    )

自心底的话语。孔子所佩服的先圣哲贤固然很多,但律以《易》学的范畴,除了文、周之外,我找不到有第三者可以承受得住孔子这种称誉。

    此外,比如《恒》卦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一句,既见于《论语・子路篇》, 礼记・缁衣》亦引,其末且云“古之遗言与”,都可为帛书注脚。当中必定包含其它先圣哲人的至理名言在内,可惜书阙有间,已无法一一稽考了。据今人的研究,爻辞的内容包括:有关于殷、周事件;所言官爵,与周代相同;爻辞有谈及周代制度,有君臣之说;亦有揄扬西岐宽大,并有胜殷之德等等。学者既可从经义去探索,亦可以作历史去研究。又据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指出: 近年安徽阜阳双古堆竹简有一种《周易》,于卦画、卦辞、爻辞下缀以卜事之辞,整理者指出属于蓍龟家。双古堆简时为汉初,可证那时作为经籍的《易》和纯供卜筮用的《易》已经有所区别。”从文献、从地下发掘,在在说明《易经》不限于卜筮。

    2)孔子作《十翼》所揭橥的人文思想。孔子对于《易经》, 也是一定意义上的作者”,他写成了《十翼》,就是在前人的卦、爻辞的基础上,加上个人对自然界事物的观察体悟,通过思辨笃行而注以新的内涵;即是由神道天道转化为人道,尤其着重人文教育,作为人类安身立命,乃至于礼乐刑政、饮食男女的行为典范。像他据《鲁史》而修《春秋》一样,赋予一种“窃取”之义,也是他回输养份,注入德义教化,使《易》成为经,且居群经之首的最足宝贵之处。举凡“《易》,所以合天道、人道者也”的天人合一思想,原创之性,都从斯出。从而揭开了过去《易经》只服务于卜筮的原始宗教神秘面纱,由宗教通向人文社会,继羲皇,文、周等二圣之后,把《易经》中的天道以言人事,本隐以之显”,纳宇宙于人生,是不折不扣的人性醒觉产物。如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叫人学习大地既藏金玉,亦不嫌粪壤那份有容厚德。至如“山下出泉, 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拿泉出以渐,比喻孩童智能逐渐增长,掌教者宜择善固执,启蒙养正,培育人材,成为千古教育的指导思想。又如《震》雷巨响,猝不提防地惊闻突变,遇到忧危冲击,他教你“以恐惧修省”、因恐惧致福”。修省不是寻找人家过失,而是自找过失;致福亦非由于反击敌人成功,在于具备更丰富的涵养,才能磨炼出驾驭复杂事变的能力,助你摸石过河,破涕为笑。正是这种内省之道,培育出颜子不贰过、曾子日三省这样的学生来。欧阳修《易或问》指: 孔子出于周末,惧文王之志不见于后世,而《易》专为筮占用也;乃作《彖》、象》,发明卦义。……微孔子,则文王之志没而不见矣。”则欧阳修也认同孔子曾在《经》、传》之间,加上内部逻辑,于“人更三圣”当中,赋予联系;尤其透过在《十翼》中的《大象》,传递种种教育思想,这是象数之学所未备。显然,孔子认为“尚辞”才是学《易》的根柢正道。

    3)孔子虽重视卦爻辞,对卜筮有所保留,但未尝倡议废弃卜筮。孔子最不满的,就是那些把《易》学只用于“极数知来”、知吉与凶”的占验结果的人。比如问事业的,如果求得“飞龙在天”,便满心欢喜;要是求得“潜龙勿用”,于是垂头丧气,对于卦爻辞的其它更高层次的义理,如谓何以“潜”?何以“飞”的原因,再没有兴趣继续深究。尤其那些专门靠祝卜维生的人,徒然挂着《易经》的幌子,不问问卜者行为善恶,只要肯付款,便会逞其机智,替他祭祀问卜,转危为安;乃至于熏灼富贵,竞逐名利。对于这种偏差,前之已有老子“前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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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道之华,而愚之始”的讥评;其在孔子眼中, 易》学这种发展趋势并非健全,兼且大大削弱了《易》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故此他提出了重德轻筮的主张,作为药世的清凉济;而这种重德轻筮的理念,又和孔子的“天命观”有关。

    三、孔子“天命观”的影响

    孔子的“天命观”,乃指“天之命”、天之令”,谓上天之使自己如此。孔子自言“畏天命”, 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存在你我之间,没有贤不肖及阶级贵贱的界限,有其普遍性和永恒性。简单来说,命有德命与禄命之分;德命,指仁义礼智;禄命,是指道之行与不行,事物得失及人寿的吉凶历年等等。道德、学问、文章,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君子力行不倦,必有所得,完全操之在我,于是儒家主张积极地去肩挑。至于贫富、贵贱、死生、祸福,完全属于“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求在外者,又以消极忍让的态度来面对。以德行为本,禄命为末,这和帛书《要》篇记载子曰:《易》,我复(撇开)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有共通之处。也就是扬雄《法言・五百》所说的“圣人以人占天”、以德观星之意。圣人修人事以知天意,人事的吉凶,也影响了天意的休咎。在上古人类看来,天人之间是互相感应, 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淮南子・泰族训》日月星之光,(    )

是彰显天志,按照人间状况而作出回响,是互动而非单向。《汉书・叙传下》张晏注“县象著明”句谓: 星辰有宫室百官,各应其象以见征咎”,意指上天设官专司其事。上天端视人的行为的善恶,展现不同示兆。但人亦自信其品格做到极处,问心无愧,便是暗合神明;人事既合天心,天心岂会违悖人意?故言: 吾求其德而已,……君子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故明君……,不卜不筮,而知吉凶,顺于天地之(变)也,此胃《易》道。”一切以行善积德为安身立命之本,能够凭个人识力良知判断的情事,固然不必求卜, 德隆则晷星,星隆则晷德”;①那些既成定局,没法补救挽回的客观事实,也无谓求卜。即使偶有问卜,其所得结果,也要端视与当事人的际行是否相称,绝不会盲目觊觎卜筮的逆转,或者“假借天象以粉饰人事”,孔子与“史以天占人”的不同处清楚可见。审之孔子这种见解,也不是无源之水,上无所承的。

    四、自求多福,一切权之在己

    《左传》桓公十一年记楚莫敖与郧等四国战,莫敖屡疑不决,充份暴露其将才不足的弱点,经斗廉向他清楚分析形势之后,依然要求“卜之”,于是斗廉大声疾呼说: 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占卜的功能只提供解决疑虑的参考,但不能满足你战胜的要求;要是优柔寡断,反而成为行兵上阵的障碍。幸而斗廉坚持己见,卒之弗卜而“败郧师于蒲”,正是掌握情势的人,可以跨越卜筮的明证。孔子汲收了这观点,对于自己的前路、责任、所应为与不为,完全都在指掌之中,自无必要再去算命问卜,将时间浪耗在求福、祭祀、卜筮之中。孔子洞

    ①《法言义疏》训“晷”为“推测”,引司马温公说:德崇则星从而祥,星崇则德从而坏。”

    2930 只要求得上卦吉爻,或者谄求鬼神便可免难。僖公十五年《左传》载韩简之言说: 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诗》曰: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沓背憎,职竞由人。’”及,是既定之意,败德的产生,事出人为, 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自作之孽,岂是筮数可解?孔颖达说: 龟筮知之,从之不能损,不从不能益。”这也是总结前人的经验所得的结果。

    要之《易》道扶阳抑阴,助君子而严戒小人,一以人的行为的善恶为依归,卦、爻辞中吉、凶、悔、吝、亨、厉、忧虞一类的“断语”,有赞美的,有示警的。儒家和宗教之间的占验不同之处:宗教上占验得出的无咎,就真的其是所信仰宗教的神　替你免祸。儒家得出的无咎,实在是有咎,还要看你身处忧虞悔吝时,能否知所损益,善补其过,才是转咎为休,起死回生之道。

    五、吉凶臧否,不专据繇辞

    孔子十分注重占验结果与当事人的际行的是否相配, 吉凶臧否不专据繇辞”。善人而得恶筮,未必径以为凶;恶人而得吉筮,也未必遂以为吉。《吕氏春秋・慎行论・壹行》载孔子卜,得《贲》,子贡以为“好矣”,孔子则视为“不吉”,第以个人行为来判分, 白自白,黑而黑”,所恶于物,无恶于无处”,就是怕人错认是非善恶,要认真审辨象示与人事是否切合。最为人熟悉的,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南蒯将叛,筮得“黄裳元吉”,以为大吉,子服惠伯却警告他“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要是人格“犹有阙也,筮虽吉,未失也”之类,断卦的人,要如镜不藏地表达事实,不能因为讨好对方而盖失数美,虚以求媚。比如襄公九年《左传》记穆姜筮得“《艮》之八”,杜《注》谓《连山》、归藏》以八为不吉,史官为讨好穆姜改用《周易》《艮》之《随》”为解。但穆姜亦坦承己无四德,不符所求,后果死于其地。这种以德为本的原则,论语》亦见,孔子在《子路篇》南人有言章”引用《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下,即云“不占而已矣!”意谓问卜的人如果是蛊惑不善,则其占筮亦复费举,《易经》里的先圣哲贤岂有助人做坏事之理?孔子对于《易》的这样一种态度,当然不是自铸伟词,发前人所未发,同样是秉承前哲思想,针对“《易》之失也卦”、《易》之失鬼”, 不遂大道而营乎巫祝,信　祥”的偏差而发。这是他“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之处,认为有可能是引致“后世之士疑丘”之处。到了战国时代,被刘向称赞善为《易》的荀子,他也提出“善为《易》者不占”的主张,认为真正契会《易》学价值不限于“卜筮”,而更高层次的,竟然是那些问凶不问吉的人。荀子的主张,和孔子“重德轻筮”精神是应该有薪火相传的关系。可见易学偏离正轨的问题由来已久,而致力纠正这种偏差,也是孔门屡代的共同目标。

    六、命运态度、令人怀疑

    帛书《要》篇有“后世之士疑丘”一句,当中的“疑”字,是孔子假设世俗对其处理禄命的方式有所曲解而引起的。在他看来,在德命上尽了责任,于是在禄命中得到善果,固然视为“正命”;同样地,作恶得祸,也是“正命”。按照他的观点: 君子有不幸而无有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这也是他根据前人“德不纯而福禄并至,谓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当雍,

    31雍不为幸”而来,属于“常数”。令人费解的是,过去他的学生“颜子好学”,却“不幸短命死”; 有子质美”,竟会斯人斯疾,就是一种“变量”。连他自己本身,自问心无愧怍,仍不免于陈蔡之厄,匡人之围,不见用于世,分明存有德命、禄命报酬不公的地方,就连朱子也沉不住气说是“上天也有自失正命”处。可是,孔子也视同“正命”,坚持“不以变量疑常道”。(徐　《中论・修本》别人不明白的,就是有些地方,孔子本来可以利用人事手段去改变的,)

而他却偏偏放弃后天这种溯求,夫子能之而能不为者也”,一切委诸禄命先天的安排,又言“君子问凶不问吉”。这种迥然异趣的主张,在世俗眼中,就会觉得:孔子“用倚(奇)于人”的手段,连巫祝都不如,如果不是自暴自弃,就是懦弱无知了!

    究竟当时人是否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有既定的先天禄命,亦很难说。从孟子“莫非命也,顺受其正”看来,儒家对于得失荣枯的出人意表的结果,只采取消极无奈的态度对待,可以肯定绝不会象日者卜祝之流,或者术数家来觊觎大力鬼神之助,替你改命转运;更不会因为禄命中的得失而稍损其修养德命的纯洁与庄严。孔子这份坚持,早已得到门弟子的认同。《孔子世家》记陈蔡之围, 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也质疑“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子回答说: 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令到老人家听后为之笑逐颜开,说: 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将个人修养与所得富贵贫贱分途而论,是孔门天命思想的原则,即使受到世俗的冷遇,但后世亦不乏知音的人,庄子说: 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可谓遥相呼应,直契圣心。孔子下学而上达,毕生用力于崇高而庄严的德命,作永无止境的追求。君子通于道才能称为通,而穷于道者才称为穷;于穷通祸福之来,是无变其旧的。人有道德学问,则不论处于富贵或贫贱之中,都一样伟大,人之伟大,无地位分野。在他过去遭遇到无数次的挫折失意的时候,坚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以其道得失之,不去不处;如今已届晚年,你叫他再为些得失荣枯的琐事,反而转向低处央求卜筮者从祈祷中获得福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世俗往往单从升斗多寡去衡量一个人的高下贤不肖,是极之短视的行为;然而在高识通达的人眼中,除此之外,还有更高的理想目标存在,孔子的音容始终没有被世人所遗忘,理有固然。

    七、自承有过,未逮彬彬

    孔子曾经感叹的说过“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说明了《易》学和其它学科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学问修养的知性提升,同时也是人生阅历的结合。撇开伏羲的“象外无辞”不谈,由于史阙有间,毋庸臆断他有什么坎坷遭遇外,他如文王囚　里,周公谤流言,何尝不是饱历忧患?作为“《易》更三圣”之一的孔子,又岂遑多让?这也是他“老而好《易》”的原因。在他晚年沉醉于《易经》,整体投入《十翼》的著述工作时,记者先后从他的侧面,记录了他两句对学《易》欣然有会的说话: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若是,于《易》则彬彬矣。”综合徐英《论语会笺》,王向荣《论语二十讲》的说法,我推测孔子这两句话,是在“六十九至七十三岁”的“删述期”时讲的;所追述的,却是五十六、七岁前事。诚如崔适所说: 未至五十焉知是年知命?”必须等到他晚年沉醉于赞《易》时,令他回首平生,不期然产生一种像“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的感悟,对于《易经》,自有一种相逢恨晚的懊悔,这种懊悔,不是涉世未广,见理未尽的人所能范围得住。孔子叹息过去历尽沧桑,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