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易预测术数学的基本思想和活动构成儒家学说
关于中国周易预测术数学的基本思想和活动构成儒家学说，儒家不信鬼神，也不怎么多谈论前生后世的因果报应，但儒家却很信“命”孔子说：君子有三畏，其首要的便是“畏天命”，甚至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从孔子以后，不信命的思想家屈指可数，好像只有荀子、墨子两位。其他思想家都表示赞同有“命”。当然各人对什么是“命”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对“命”包括人生命运在内，甚至主要的就是指人的命运这一点，几乎是没有什么怀疑的。而术数的基本思想就是讲命，术数活动就是“预测人的命运”的，这样，儒家知识分子之重视算命的术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那么，为什么儒家思想会与世俗术数之命思想发生关联呢?这是由儒学的功用和性质所决定的。
众所周知，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性命道德之学，其核心就是教给人们如何成为道德完美之人（圣贤）。要做到人人一心向善，除了告诉人们“格物致知”的基本方法以外，首先还必须让人们“诚意正心'人必须有一颗向善的心，立志求善。存天理，灭人欲。不灭人欲，不能求天理。但一般人从自己本身天生的愿望来说，都是追求物质享受、荣华富贵的。如何才能使人抛弃追求物质享受的本能，转而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呢？那就是要告诉人们：个人的功名富责，是完全由人的主观因素以外的东西（例如出生时间）所决定，个人的主观努力是没有用处的,这样人们就可以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系辞上》）知道个人的功名富责乃是命中的先天注定，实际上就为反过来追求个人道徳上的自我完善开辟了道路。
孔子曾称赞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广（《论语.雍也篇》）“乐而无忧”方能将注意力集中于道德上的自我完善，集中于成圣成贤。道家也是这样看。庄子就说：“知之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间世》）但这“乐”不是天生的，它要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要“知命'而术数恰恰就是“知命”的活动。从术数算命的效果看，它们的真正功用，不在于是否真的能准确地“预测”人的命运（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它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而在于它证明了人的富贵贫贱的先天性。中国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格言，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算不如天算”，“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没有莫强求”，“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要不到”，等等，可能要比儒家的许多道德思想更深人人心而妇孺皆知。但须知，正是这些格言中所包含的“人命不由己”的思想，构成懦家道德思想的前提。而术数活动的任务就是通过算命的“实证”活动证明这些命运思想。
同时中国周易预测术数学又吿诫人们，个人生死祸福的命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命如不好，只要一心向善，多做好事，仍有可能逢凶化吉，—生平安；命虽好，但如一味从恶，命也会改变，所以术数书籍告诫人们，“故凡欲求富贵吉寿，而免贫贱凶夭者，当以积善为要。每H自记功过，必期念念皆仁，事事皆善，久必如其所愿。若恃命之善而敢于为恶，咎命之薄而不思挽回，此为天下至愚之人，无志之士矣。诸命法皆末耳，是乃要法也。”（《命理约言•看富贵吉寿贫贱凶夭要法》)这就为个人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提供了十分充足的理由和动力。
中西方文化的道德支撑是不同的。西方基督教的道德思想以上帝全知全能、无所不在、末日审判为道德的支撑，而中国道德思想并无同等的支撑，中国的道德一方面是依靠“立德”为“三不朽”之首，建祠堂、树牌位之类的“精神鼓励'另一方而就是依靠术数对人生实际生活层面上的剖析，来否定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并进一步导向人们的精神追求。两者相辅相成。淸代术士沈孝瞻即这样理解术数的作用：
人能知命，则营竟之心可以崽，非份之想可以屏，凡一切富贵穷通寿夭之遭，皆听命于天，而循循焉各安于义命，以共勉于圣贤之路，包非士君子之厚幸哉！《子平真诠》评所以说，术数活动构成中国儒家文化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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