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民间化比官方弘扬更有活力
自上个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把孔儒作为批判对象以来，孔子在百年中国的命运，一会儿抬之于天，一会儿贬之于地，但都和官方结下不解之缘。我固然不希望看到官府为了政治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大搞批儒；同样也不希望看到由政府出面来弘扬儒学，甚至搞祭孔那一套。反儒或弘儒，只要是民间，两者都可以；如果是官府，两者俱不该。“政教分离”早已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公识。儒学属于“教”或“教化”，官府的职责是为政而非为教。在儒学面前，它的最好做法就是放手。儒学在今天，固然已经走出往昔被批判的阴影；但，弘扬儒学的声音，不仅有官方的分贝，也有民间的吁请。但，无论前者和后者，俱不合当年原始儒学产生的情形。
孔子的儒学在东周是民间私学，那个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民间讲学，纷然兴起。这就是我们常常称道的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最自由的一个时代。秦汉之际，一经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为“棒杀”），二经汉武帝罢黜百家（是为“捧杀”），好不容易形成的“学在民间”传统又为“学在官府”所取代。看起来，儒家由春秋战国时的“子学”摇身一变为汉和汉以后的“经学”，地位至尊。但，受其伤害最大的，除学术外，还是儒学本身。后世儒学，除了成为意识形态，无论汉宋，都不再具有原始儒学那样的原创力；反而被鼓吹专制的法家恶意侵入，乃至鸠占鹊巢。
根据先秦儒学到后世的嬗变，对儒学今天的命运当有足够的启示。儒学的长处不是政治哲学，除了个人修为上的道德哲学，更是一种有关社会共同体的伦理学。与其让它经由权力之手在政治上发挥作用，毋宁让其功能更充分地发挥在个人和社会的人际关系中。让权力远离儒学，正如让儒学远离权力。此二者合则两害，分则双利，这是我的观点。
儒学在民间，意味着儒学周转于个人和社会（要防止它往国家层面跃升的冲动，而它也本有这方面的冲动）。在德性普遍荒漠化的今天，“礼失求诸野”，来自民间的传统遗泽，会让人倍加感动。最近，因某种因缘，我接触到一个带有游学性质的书院，它由某商学院的一些校友构成，叫“能近书院”。所谓“能近”，来自《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些校友，毕业有年，在工商业界，各有所成。他们不但每年抽出固定时间，各地游学；而且其中几位，还发起成立了一个公益基金会，定向资助西北某省因地缘而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仁，在他们那里，不是抽象的名词，不是遥不可及的理念，而是由己体道的现身说法，非常具体和实在。从这个书院身上，我看到儒学不死，它活在民间，很有生命力。 国学不可思议 国学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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