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與其道統學說
一、韓愈的生平韓愈（768-824）字退之，河陽人（今河南孟州），因其郡望爲昌黎，所以他又以昌黎人自居，世稱韓昌黎。
韓愈倒是出身於官宦世家，但是他出生不久父親就去世了。他由長兄韓會撫養。不幸韓會也去世了，韓愈只好依靠寡嫂。所以韓愈雖出身官宦，卻備嘗艱辛。這些不幸的經歷對韓愈的成長也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養成了他在逆境下堅定不屈的性格。
韓愈的仕途也並不順利。他早年三次考進士都落第，只得寄居別人籬下。792年終於考中進士，但是唐朝的進士並不意味著一定會有官做。所以他又去報考博學鴻詞科，始終未能如願。後來爲了謀求官職，韓愈又多次投書權貴，也都以失敗告終。韓愈只能到地方上謀求一些小官。在中進士十年之後，韓愈才獲得了國子監四門博士的職位。第二年又與柳宗元、劉禹錫等人一起被任命爲監察禦史。此時的韓愈雖已經三十五歲，但仍不改書生本色。上任不久就上書言事，結果得罪了權貴。於是辛苦謀求來的官職很快也就丟失了，他被貶到了遙遠的廣東當了個小小的陽山縣令。或許這次貶官對韓愈來說是件好事。因爲著名的“永貞革新”正好發生在他貶官期間，以韓愈的性格會不會積極參與其中呢？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如果是那樣韓愈可能會和柳宗元等人一樣終身失去翻身的機會了。不過，那樣也可能會使韓愈在思想和文學上所取得的成就更大。
唐憲宗即位後韓愈被赦回京，再次出任國子博士。爲了避禍，韓愈請求到東都任職。可是他到了洛陽也沒有能避禍，因爲得罪了宦官而再次被降爲河南縣令。811年韓愈結束了縣令生涯，正式到中央任職。此後的一段時間裏，韓愈雖然也曾經有被降職的經歷，總體上還算順利，817年被任命爲刑部侍郎。但是剛過了幾年好日子的韓愈再一次爲自己的梗直付出了代價。819年唐憲宗爲了給自己增加功德而決定迎接佛指舍利入宮，韓愈於是寫出著名的《諫迎佛骨表》。他在《表》中稱佛爲夷狄，稱舍利爲“凶穢之餘”，主張“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結果憲宗大怒，韓愈幾乎因此而送命。在裴度等人的講情下，韓愈被貶爲潮州刺史，所謂“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他在潮州任上並沒有很長時間，也沒有什麽建樹，他在潮州的作爲值得記錄僅是一件近乎荒唐的事情。潮州有一處水塘裏面有鱷魚出沒，於是韓愈就下了一篇咒文，命令鱷魚三天內離開否則格殺勿論。雖然韓愈沒有爲潮州人民做什麽貢獻，但是潮州人民還是很以能有這樣一位父母官而感到自豪，於是潮州人民就把流經潮州的一條河改名爲韓江來紀念他。兩年後韓愈又被調回長安，先後出任兵部侍郎、刑部侍郎等職，直到824年去世。
韓愈傳見《舊唐書》第160卷，《新唐書》第176卷。
二、韓愈的道統思想
韓愈的歷史地位並不是由他的政治活動所確立的。韓愈的歷史地位主要體現在思想史和文學史上。在思想史上一般認爲韓愈對宋代理學的誕生起了篳路藍縷的作用。韓愈的思想中最爲重要的無疑就是他的道統思想。他是在《原道》中正式提出了他的道統論的。
韓愈的道統思想並不是空穴來風，也是有所承受的。陳寅恪在《論韓愈》中指出了韓愈道統思想的兩個來源。一是由於孟子的啓發，一是承襲佛教禪宗的祖統說。對後一點陳先生認爲韓愈早年隨長兄在嶺南生活，而嶺南是禪宗的發祥地，而且韓愈幼年正當禪宗宣傳極盛之時，所以聰明的韓愈在這樣的環境中不可能不受影響。陳先生說：“退之固不世出之人傑，若不受新禪宗之影響，恐亦不克臻此。”韋政通先生進一步補充認爲在韓愈三十五歲被貶陽山縣令期間受禪宗影響的可能性更大些。韋先生還認爲古文運動的先驅柳冕就已經提出了以堯、舜、周、孔爲文學的正統，暗示了以道統爲正的文學觀。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健將，他的道統論可能也有這方面的影響。
韓愈在《原道》中說：“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韓愈所編織的道統也就是道的傳授系統。通過這個傳承系統使自己所承擔之道的合法性獲得了歷史性依據。但是“道”在中國古代是一個共名，各家思想都言道。所以韓愈又給他所說的儒家之道的含義進行了界定：“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凡吾所謂道德雲者，合仁與義言也。”這樣不僅使儒家的道與其他的道區分開來，而且還使儒家的道落到了實處。所以他特別標明儒家的道並不是僅僅可用於個人的修養，而且還要用於治國理民的實踐上。所以他特別推崇《大學》，他說：“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陳寅恪先生認爲：“退之首先發見《小戴記》中《大學》一篇，闡明其說，抽象之心性與具體之政治社會組織可以融會無礙”。對《大學》的標榜無疑爲宋代理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所以朱熹對韓愈這一點十分讚賞，朱熹說：“《大學》之條目，聖賢經傳，所以教人爲學之次第，至爲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於韓子，乃能援以爲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通過對《大學》的強調使道統也獲得了來自經典的支援。
在韓愈的道統說中，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對孟子的強調。本來孟子就是韓愈道統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在韓愈的道統中，他把孟子作爲孔子的繼承人。韓愈曾經說過：“始吾讀孟子之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所以他主張“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當然韓愈推崇孟子不僅是因爲孟子是孔門正宗，而且還在於孟子與楊墨的鬥爭上。韓愈高度評價孟子與楊墨的鬥爭來爲自己與佛道的鬥爭提供來自道統的依據。韓愈提出道統論的直接動機正是與佛道進行鬥爭以振興儒學。他用道統說確立的中華正道與佛道兩家的外道相對抗。韓愈道統論的提出可以看做是儒學開始復興的一個重要轉折。從此後佛道的盛況就不再了，這與道統思想的提出是有一定關係的。韓愈與佛道的鬥爭並不只停留在理論上而且是付諸可實踐的，他的積極舉動在當時應該講是取得了一定的影響的。
在韓愈所提出的道統中，自孔子以前都是帝王，而孔子以後則是平民。也就是說從孔子起，王統和道統就開始分離了，從此所謂的大“道”就靠儒者們來傳承。儒家本就有重道不重王的傳統，韓愈道統論的提出實際上是把儒家的道統放在了王統之上，以道統來限制王統。韓愈自己更是勇敢地以道統繼承人自居，其實就是把當時的皇帝完全放在了一邊。在這個意義上韓愈特別重視師的作用，因爲師就是道統的具體載體。他在名篇《師說》中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傳道被放在了首位，而所傳之道就是儒家的聖人之道。從先秦時期儒者們基本上都是成功的教育家，秦漢以後國家的教育權基本都掌握在儒家手中。儒家對教育的重視是儒家綿延數千年而不絕的一個重要原因。韓愈則把教育提到了傳承道統的高度，則是發前人所未發。韓愈不僅以道統的繼承人自居，而且還積極主動地要尋找道統的接班人，自覺地承擔起了傳道的重任。韓愈對人才的培養和選拔在唐代是出了名的。《新唐書》本傳中說：“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陳寅恪先生在《論韓愈》文中指出，韓愈的官沒有元稹大，壽命沒有白居易長，而對後世的影響比二人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生平獎掖後進，開啓來學”。
韓愈的道統說也建立在夷夏大防觀念基礎之上的。他的道統說的主要鬥爭物件是佛教，他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佛教是外來的夷狄。經過了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唐朝初年的民族觀念是十分開放的。而在中唐以後，中央政府的權威越來越受到地方割據勢力的威脅，而地方割據勢力往往都有少數民族的背景。所以在所謂的古文運動中，尊王攘夷是一個重要的主題。不過韓愈通過道統來確立夷夏大防的思想則是衆人所不及的。
韓愈的道統思想對他的文學實踐也産生了重要的影響。韓愈作爲“唐宋八大家”之首，其地位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韓愈心目中文學並沒有獨立的地位，他認爲文章只是“道”的表達工具而已，即所謂“文以載道”。孔子老早就說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韓愈正是出於擴大宣傳效果的目的而主張對文體進行改進。陳寅恪先生稱韓文“在當時爲最便宣傳甚合實際之文體”。而且所謂的復興古文，也具有象徵意義，即要以上古之文來承載上古之道。不僅要回歸聖賢的道統，而且還要回歸聖賢的文統。
韓愈的道統學說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他所列的從堯到孟子的道統完全爲宋儒所接受。在北宋初年韓愈道統繼承人的身份得到承認，比如石介就把他的老師孫複看成是韓愈以來道統的繼承人。韓愈自覺承繼道通的精神更是爲宋儒所仿效。理學興起之後，韓愈雖被排除在道統之外，但其篳路藍縷之功是不可抹殺的。程朱等人對韓愈還是稱讚有加的，朱熹說：“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它見得”。韓愈對孟子的推崇更是爲宋儒所繼承，在宋代孟子不僅上升爲亞聖，而且《孟子》一書也由子上升爲經，這與韓愈的提倡也是不無關係的。總之，韓愈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佔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如陳寅恪先生所指出的“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啓後轉舊爲新關捩點之人物也。”
參考書目：
兩《唐書》本傳，《韓昌黎文集》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
韋政通：中國思想史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
蔡方鹿：中華道統思想史
徐洪興；思想的轉型——理學發生過程研究
陳光崇：中國通史·隋唐卷
李保林：韓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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