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贬孔不成便“删孟”
朱元璋在政治上搞独裁，通过废除丞相使中央集权变成皇帝专权，在文化上搞专制主义，他不仅把纵横家、法家、阴阳家的学说视为异端邪说，对被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奉为正统的儒家学说也百般挑剔。他曾下令全国停止对孔子的祭祀，想贬低孔子的“教主”地位，结果遭到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如愿。贬孔行不通，朱元璋几年后把矛头转向孟子。以孟子对君主有极不尊重的言论为由将孟子逐出文庙，结果同样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次年便收回成命。撤不了孟子的牌位，使朱元璋觉得脸上无光。他想出了删书的办法“惩罚”孟子，命令刘三吾等人按自己的旨意将《孟子》一书删去三分之一，编成《孟子节文》一书，又下令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朱元璋删孟造成的恶果是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自由，导致明清两代中国人文精神沉沦，先进文化变成保守文化，特立独行的思想家难得一见，文化思想领域一片沉寂，万马齐喑。
明代文化大事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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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令全国停止通祀孔子
朱元璋虽没读过什么书，但他知道要使国家长治久安离不开孔孟之道，这是汉以后明以前屡试不爽的历史经验。在刚登上帝位时，他对孔子还非常尊敬。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二月丁未，朱元璋下诏“以太牢祀先圣孔子于国学”，并派使者到曲阜致祭，使者临行前，朱元璋告诫说：“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成均，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对孔子及其后人的看法有所改变。
洪武元年三月，大将军徐达攻克山东济宁，当时曲阜属济宁路，朱元璋便令徐达送孔子第五十五代孙孔克坚到南京见自己。孔克坚称病不赴，只派他的儿子孔希学来见徐达，徐达把孔希学送往京师。朱元璋见孔克坚没有亲自前来，非常恼火，马上又下敕书给孔克坚，里面说：“尔言有疾，未知实否。若称疾以慢吾，不可也。”对孔克坚是否真的有病表示怀疑。当时孔克坚担心朱元璋不高兴，在儿子赴南京后自己也动身起程，在路上遇见使者，见到敕书后十分惶恐，日夜兼程赶到南京，朱元璋在谨身殿接见了孔克坚。朱元璋问他多大年龄，孔克坚说已五十三岁。朱元璋说：“卿年未迈而疾婴之，今不烦尔以官，惟先圣子孙不可不学。尔子温厚，宜俾之进德修业，以副朕怀。”即日赐给孔克坚宅一区、马一匹、米二十石。第二天，朱元璋对侍臣说：“先圣后裔，宜优礼之，养以禄而不任以事也。”
孔克坚在元朝任国子监祭酒，也是个不小的官，在明朝却无官无职，可见朱元璋对孔子后人有提防之心。他对孔子的后人如此，对孔子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突然下了一道令天下震惊的诏书，诏书说：“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竟然叫停天下人祭祀孔子，这在当时令所有的读书人感到有如晴天霹雳。虽然这是皇帝的圣旨，但不少大臣表示不敢苟同。刑部尚书钱唐“伏阙上疏”言：“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徐程也上疏称：“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钱唐、徐程都说得在情在理，但朱元璋均不接纳，仍一意孤行。后来，他觉得这一做法与自己常说的“治天下以仁义为本”自相矛盾，只好收回了成命。
将《孟子》删去三分之一
唯我独尊的朱元璋没有办法贬低孔子，便把目光盯在其他儒家人物身上。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偶览《孟子》，当他看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那一段时，不禁勃然大怒，骂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当天就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殿外，不得配享。并对诸大臣说，如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当时所有大臣均不敢表示异议，只有刑部尚书钱唐不怕得罪皇帝，他再次挺身而出，抗疏入谏，他说：“臣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当时朝中大臣都为钱唐捏了一把汗。满腔怒火的朱元璋本想拿钱唐开刀，但见他态度诚恳，坚毅不屈，便放了他一马。
无端端地将孟子逐出文庙显然是不得人心之举。一年后，朱元璋下诏称：“孟子辟邪说，辨异端，发明先圣之道，其复之。”把孟子的牌位放回文庙，配享如故。然而，朱元璋对孟子的犀利言论仍耿耿于怀，他怕《孟子》把天下读书人都教坏了，更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深入人心，对大明王朝不利，便想出了删书的办法。
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朱元璋命翰林学士刘三吾等人对《孟子》进行删节。刘三吾揣摸皇上的意思，共删掉《孟子》八十五条“有问题”的内容，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并将剩下的内容编为《孟子节文》一书。刘三吾完成删孟任务后，朱元璋立即下诏书，规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一以圣贤中正之学（指《孟子节文》）为本”。
当代学者李洁非评论说：“朱元璋虽是大老粗，但此人对于怎样挖掘极权的潜力，实有过人的天赋，在收拾文化人方面，有很多创造发明独到之处，先前的帝王没一个比得过他。你看他挥舞着‘雌雄双剑’，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把知识分子驯得服服帖帖。尤其是‘八股文’，抠住了读书人的命门。因为命题只限于‘四书五经’（当然都经过《孟子节文》式的处理），舍此之外读书再多都没用，所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就被死死地限制在这个令人放心的黑屋子里面。他的这些创造，让取代明朝的清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后者以‘外夷’入主中原，更需要思想的禁锢和麻木，所以对朱元璋的两大法宝照单全收，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以致到所谓‘康乾盛世’，活泼、自由的思想杳无踪迹，书生学人一头扎在考据、章句、版本、目录学之中。中国人文精神就此沉沦，直到清末，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巨大震撼下才重新苏醒。”
孟子哪些言论刺激了朱元璋？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独裁君主，他废除丞相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将中央集权变成皇帝一人的专权。他认为君权至高无上，堂而皇之地凌驾于天下百姓之上。而孟子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家，他的观点和朱元璋的观点针锋相对，可谓天生的对立者，所以他俩虽然相隔一千数百年，但他们之间的“观点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孟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学说，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孟子的“民本”思想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不顾统治者的颜面,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见解，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君”摆在“民”和“社稷”的后面，如此贬低君的地位，自然是历代统治者都不会认可的，朱元璋当然也不会例外。
而更让朱元璋感到难以容忍的是，孟子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天子权威，天下百姓不必效忠于一姓一人。人民有权力“变置”或推翻不称职和残害百姓的君主。他说：“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在与齐宣王的一次对话中，孟子巧妙地把话题引导到如果“四境不治”，君王该怎么处理自己的问题，使齐宣王十分尴尬。
孟子对齐宣王说：“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您的一个臣子把他的妻儿托付给朋友照顾，自己去楚国游历，回来时发现妻儿挨饿受冻，怎么办）？”齐宣王说：“弃之（与他绝交）。”孟子又说：“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狱官不能管好他的属下，怎么办）？”齐宣王说：“已之（罢免他）。”孟子接着问：“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整个国家不能治理好，怎么办）？”齐宣王这才发现上了孟子的当，尴尬地“顾左右而言他”。
齐宣王在与孟子讨论“汤放桀，武王伐纣”时，齐宣王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把不仁不义、残害百姓的商王纣称为“一夫”，称周武王推翻商纣王，并不是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而是为民除害。
史书上提到令朱元璋勃然大怒的一段话出现在《孟子·离娄下》，也是孟子对齐宣王说的，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陌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在这里，孟子从平等的角度看待君臣关系，而且着重强调在君对臣有礼的前提下臣对君才会忠，否则臣对君不仅不忠，而且把君视为“国人”和“寇仇”。这种君臣之间“互动关系”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朱元璋认为臣对君应无条件绝对服从，孟子这些话“非臣子所宜言”，故一怒之下将孟子逐出文庙。
孟子游说诸侯遭冷遇
诸侯称他迂远不实际
孟子是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人，汉人赵岐说他是春秋时期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曾带领学生先后游说齐、宋、鲁、滕、梁等国，虽一度做过齐国的客卿，但他的主张与诸侯的想法格格不入，最终不为统治者所用。
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孟子，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孟子用仁政理念去游说忙于攻伐兼并的诸侯，显然不合时宜。司马迁举了一个例子：梁惠王与孟子商量准备攻打赵国，而孟子却故意给梁惠王讲了一个当年太王为躲避夷狄而主动离开邠地南迁到岐山之下的故事。司马迁说，这样游说诸侯好比“持方枘欲内圜凿（拿着一个方榫往圆槽插）”，怎么会插得进去？难怪孟轲“困于齐梁”了。
因游说诸侯不成功，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死后，其地位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不高。在汉代，《论语》是经书，《孟子》是子书，其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其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列《孟子》于子部，与经地位悬殊。
历史上第一个抬高孟子地位的是唐代文豪韩愈。韩愈在《原道》中提出道统说，他认为“道”就是仁义道德等“先王之教”，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认为孟子是道统传承的最后一人。韩愈还说：“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从此拉开了尊孟的序幕。
尊孟与贬孟争了百年
最后由朱熹一锤定音
到了宋代，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北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孟子首次被朝廷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后来，宋儒还进一步把《孟子》从子书升格为经书。然而，就在《孟子》超“子”入“经”的时候，学术界发生了贬孟与尊孟的争论。这个争论在两宋之际延续了一百年，直到朱熹写了《读余隐之尊孟辩》，才尘埃落定。
贬孟派以思想家李觏、学者郑叔友和历史学家司马光等为代表。李觏著《常语》批判孟子，李觏指责孟子以仁义“乱天下”，其仁义之说，与纵横家的阴谋、兵家的诈诡，方式虽然不一样，而“乱天下”的结果是相同的，因此孟子是“五霸之罪人”。李觏还指出孟子所说关于舜与瞽叟、象的传说是无稽的“委巷之谈”；韩愈说所谓圣人之道由“孔子传之孟轲”也不符合事实。郑叔友著《艺圃折中》，称孟子“挟仲尼以欺天下”，根本不是什么“贤人”，而是“忍人”、“辩士”，资性轻薄。孟子开口不离仁义，乃是“卖仁义”。在齐宣王面前索要高价，想做大官，玩的是一套“市井贩妇行鬻鱼盐果菜之态”。司马光著《疑孟》，指出孟子是“为礼貌而仕”，“为饮食而仕”，是“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与郑叔友的议论相似。另外，还有冯休著《删孟子》、晁说之著《诋孟》，皆以诋毁孟子为事。
尊孟派以二程（程颐、程颢）、余隐之、朱熹等为代表。二程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又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余隐之写了《尊孟辩》，逐条反驳李觏、郑叔友等人的贬孟言论，为孟子辩护。朱熹则写了《读余隐之尊孟辩》，肯定并补充余隐之的观点，进一步尊崇孟子。朱熹称孟子“出处大概”，高不可及。“六经如千斛之舟，而孟子是运舟之人”，没有孟子这个“运舟之人”，舟就无可航行。朱熹认为李觏“不足以窥孟子之藩篱”，郑叔友的议论是“诡僻颠倒”，“好为太高之论以骇世”。
由于二程和朱熹都是著名的理学家，他们的言论影响极大。朱熹的《读余隐之尊孟辩》终结了这场争论，应该尊孟，必须尊孟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后来，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使之与“五经”并列，而且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此后，孟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元朝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在儒门中地位仅次于孔子。
儒家思想是汉以后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而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是如此尊崇，所以即使明太祖朱元璋以皇帝之尊将孟子逐出文庙，也不能改变孟子在全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即使朱元璋令人删去《孟子》大量内容，也不能削弱孟子思想对后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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